我校校董王运丹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质量创新论坛并发表演讲
2019年11月8日，进博会现场配套活动之一、主题为“质量创新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质量创新论坛”在上海贵都国际大饭店隆重举行。我校校董、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运丹作为嘉宾发表演讲。 王运丹围绕“履行社会责任，共享美好未来”主题，分别从“共生，重塑‘绿水青山'生态"、“共赢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提升‘持续发展'水平"、“共享, 共绘‘美好生活'蓝图"等四个维度，介绍上海电力经济、环境、社区、员工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良好实践。 立足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王运丹表示，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价值，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更多地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他强调，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就要有系统化的战略地图模型支撑财务、客户管理，要有贴合自身的管控体系和架构，并不断创新和优化，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面对新时代，上海电力自觉地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运用战略性社会责任管理高效赋能，顺应上海高品质能源转型需求，不断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上海电力永远走在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前列。 奉献绿色能源，服务社会公众 王运丹强调，上海电力在以后的可持续发展中要突出”三商”，要做能源技术开发商，低碳清洁能源供应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能源生态系统要做集成商，这是国家电投的宗旨和战略，也是上海电力的愿景，要创建世界一流的清洁能源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到与社会共赢，与老百姓共赢。 担当新使命，上海电力将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和行动，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方、环境、社会负责，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共享美好未来。 期间，王运丹接受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中国能源报等媒体采访。 本次论坛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和上海市外办支持下，由上海市质量协会承办。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光明乳业有限公司、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和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协办。来自政府部门、国际质量组织、长三角地区中外企业、科研院校、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等方面近300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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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刘晓春建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策略选择
从为招商引资转向为金融的金融开放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前提当然是金融开放。就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言，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开放？怎么衡量开放度？应该说，近年来，我国金融的开放速度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各方面又总觉得开放的效果尚不明显。一 问题出在哪里？ 有人以外资金融机构的占比来说明开放程度还不够。以银行业为例，4206家银行机构，其中外资银行法人银行和分行157家，3.7%。占比似乎很低，但实际上，国际上有能力进行国际化发展的银行，基本上都已经进驻中国市场。即使是最近取消资本金和总资产规模限制，相信除了港澳地区一些小银行外，其他外资银行要来中国设分行或子行的不会太多。倒是取消了投资人金融背景，可能会有一些大型非金融机构有兴趣来中国设合资银行。 另外一个衡量指标是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依然以银行业为例，外资银行市场占有率不仅低，而且十多年来还是下降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首先，中国银行业这二十年发展迅速，前20大银行都位列世界前100家银行之内，可见中国银行业的规模之大。其次，中国银行业的业务主要在国内，而外资银行，即使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银行，其在中国的资源配置也只占总体资源的很小一部分。第三，由于资本金约束，外资银行并没有能力在规模上大展拳脚。第四，银行业同一般工商业不同，如果让150多家外资银行的业务在中国市场的占比达到10%、20%，那恐怕要考虑开放的风险了。 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就机构准入而言，目前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任何国家对金融的开放都有或明或暗的限制，即使有明文规定，也会因为一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特定国家的外交关系等，有所限制。我国银行在国外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目前还有因为种种非申请人自身的原因被搁置的案例。 也有人认为，金融开放，关键是资本项下可兑换。2013年以来，先是深圳前海，然后是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方面有许多突破性的开放。当时，香港的金融机构纷纷到前海施展拳脚，希望喝到金融自由的头口水。然而，无论是前海还是上海自贸区，几年下来，在金融开放方面，都无声无息。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在这些区域，我们是从工商贸易角度考虑金融开放的。比如，为方便区域内企业投融资需要，提供资金进出的方便等。如果金融开放，只是为区域内工商企业服务，这样的开放当然达不到形成金融中心的目的。 所谓金融中心，其基本功能是：清算、交易、资源配置。清算，包括：银行间货币清算、各类金融产品交易的交割清算，还有大宗商品交易及商品期货交易的交割清算等。交易，包括各类金融产品的交易，外汇、股票、债券、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还有各类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等。资源配置，就是各类投资人、融资人通过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作为中心，不仅要有上述各类清算、交易和资源配置的场所、市场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更需要这些场所、市场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所谓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上述清算、交易、资源配置使用外汇，参与的机构有外资机构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需要有外币的计价手段，需要有外资机构的参与，但更重要的是，清算可以进行国际间的清算，交易需要有国际机构、交易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出，投资人和融资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资源是在国际间进行配置。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融资的来源，是跨国界的，融资的去向或投资的标的也是跨国界的。换句话说，在这个中心融到的是国际间的资金，资源是进行国际间的配置。 由上可以看到，金融开放，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工商业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是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是以各种优惠条件引进外资金融机构，让外资金融机构在本地投资为主要目的。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除了交易所的设施，交易所对上海本地并没有其他投资，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机构、投资人、融资人，来自全国各地，资金也是投向全国各地。 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有直接的服务，如贷款、结算等，但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进行金融资产投资和金融产品交易实现的。金融中心，需要有市场、有可以交易的产品、有参与产品交易的交易者。市场，有各类产品的市场及相应的基础设施。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开通了“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QDII”、“QFII”、“RQDII”和“RQFII”，各类金融产品也有了相当的交易量，但，这些业务都是借助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通道实现国际投资资金与上海金融中心的有限对接，上海金融中心离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不小的距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寻找新的着力点。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从为招商引资的金融开放，转向为金融的金融开放。为金融的金融开放，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 二 下一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为金融而开放金融而言，要考虑两个着力点，一是人民币国际化，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并且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是让人民币在国际间发挥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货币储备等作用。发挥这些作用，在贸易中推进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推进其他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固然是必须的，人民币在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融资、交易作用更不能忽视，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看，支撑人民币发挥这些作用的人民币清算、汇兑、买卖、借贷、金融产品交易等的主要中心应该在中国，在中国的上海，而不应该在世界其他地方。美元的国际中心是纽约、英镑的国际中心在伦敦、港币的国际中心在香港。 所以，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个中心，首先应该是人民币的国际金融中心。在香港、澳门等地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是必须的，但这不等于把人民币国际中心地位拱手送到境外。除了我国的香港、澳门，新加坡、伦敦等都在加速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一个在岸的人民币国际中心，将会是一个战略失误。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建设，包括市场、制度、规则、产品等。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国际投资者也希望能分享“一带一路”发展的投资机会。但，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颈或困难。比如，项目的投资人基本上是中资企业，中资企业中以国有企业为主；项目的融资方式基本上是贷款，贷款银行基本上是中资银行，中资银行以国开行为主等。 这一现象，也给外界带来了误解。这一方面说明，目前许多“一带一路”项目市场透明度不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渠道和方式单一。一些研究呼吁要丰富“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方式和渠道，主要是增加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另外是动员更多的商业银行参与贷款，特别是组织银团贷款，以吸引外资机构参与。 三 笔者认为要转变动员金融机构通过各种融资形式去送钱的观念，应该让项目更加市场化，向市场融资，接受市场检验，这样的项目才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分散项目的投资风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产品的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这本身可以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切入点或突破口，同时也可以形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特色，即币种以人民币为主，美元和港币为辅，主要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 首先，可以利用上海自贸区，在现有各类金融产品市场之外，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建立各类金融产品的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市场规则可以更灵活更开放。如需建立交易所之类的机构，可以完全由市场机构，包括外资机构市场化建立，监管机构只出政策并实施监督。凡是“一带一路”项目融资的金融产品都在这个市场发行和交易，原则上与现有市场和产品相隔离。一些打算去香港、新加坡、纽约上市或发债融资的中国企业，也可以选择这个市场上或发债市融资。非“一带一路”沿线的企业需要人民币融资，也可以到这个市场融资。有些产品，比如一些用于对冲风险的衍生产品当然可以在这个市场与现有市场之间互相打通。通俗地说，就是另设一个或几个国际版的市场。 其次，这个市场上的金融产品以人民币为主，不排除其他币种，但一切由市场需求决定。产品包括，股票、债券、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期权期货等衍生产品、与商品期货对接的金融衍生产品等。产品不仅要丰富，更要交易灵活，能与国际市场无缝对接。比如，一些产品可以考虑创新性地发行人民币外币双币种产品，比如，一只债券，可以部分发行人民币，部分发行外币；或者债券发行时同时以人民币和外币标价，投资人可以自由选择以人民币或者外币购买。这样的债券，在后期的交易中，会发展出许多交易方式和对冲风险方式。这可以丰富市场可交易产品，活跃市场，也增加市场的吸引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自贸区账户管理办法。目前上海自贸区账户管理，主要还是为贸易及招商引资项目的投资服务的。考虑到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也考虑到一定时期内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的需要，面向“一带一路”融资的金融产品和市场交易，投融资主体都应该开立自贸区账户进行交易。这样，自贸区账户管理，需要考虑：开户人必须包括合资格的投资人和融资人；账户的使用规则，更多的适应金融投资、融资、交易的需要等，确保金融投资与金融交易项下的资金可以自由、顺畅的进出。与贸易项下资金进出不同，金融市场瞬息万变，资金进出的效率要求非常高。这样，由账户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和产品可以分为三类：只能用一般账户参与交易和结算的；只能用自贸区账户参与交易和结算的；一般账户和自贸区账户都可以参与交易和清算的。以后，随着进一步开放和外汇管理的变化，可以逐步调整市场和产品，提升第三类的比重，甚至最终合并两类账户。 第四，鼓励中外资金融机构组建“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团队、交易团队和服务团队。在金融的对外开放中，总感觉外资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差强人意，很重要的原因，一是外资机构的一些理念、做法不适应中国本土市场；二是外资机构的业务规模不适应它们的目标客户；三是我国金融市场和产品相对还不够开放和丰富，没有外资机构发挥特长的空间。“一带一路”投融资市场的建立，可以让外资机构充分发挥作用，也让中资机构可以近距离的学习和参考外资机构的市场理念和方法。这些机构包括：投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还有相应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 第五，相关部门要针对这个市场完善一系列包括税务等的政策、法规和条例等。 这样做的好处是： A.由于投融资面向市场，项目信息必须公开透明，项目更加市场化，更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同时因为信息透明，解除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疑虑，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资金。再者，到上海金融中心融资的项目不局限于中资企业项目，也可以带动更多国际投资人和资本投向“一带一路”，让世界共享“一带一路”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成果。 B．因为这个市场，融资项目向国际开放，投资人向国际开放，很快会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且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 C．因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中资企业占有相当比重，有意识地引导融资产品多用人民币计价，可以形成丰富多样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当人民币金融产品在市场上交易活跃，有很好的流动性，这样，金融与贸易良性互动，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也加速形成和巩固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D．假以时日，由部分产品、部分交易、部分市场逐步与非自贸区账户市场的衔接直至融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就有可能较快顺利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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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谷澍荣登福布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杰出领导人榜
2019年9月30日，福布斯中国首次推出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杰出领导人”榜。我校校董校友、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谷澍荣登榜单。 福布斯中国对“杰出领导人”的定义为：在任期间带领企业创下良好市场/业绩表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对企业有过卓越贡献的重要领导者。基于此原则，通过综合评估与业内专家学者沟通，最终设定评选维度，经过层层筛选，挑选出此届实至名归的“50位中国跨国企业杰出经营领导人”。 通过持续努力和稳健发展，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迈入世界领先大银行行列，成为全球市值最大、客户存款第一和盈利最多的上市银行，拥有优质的客户基础、多元的业务结构、强劲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本行业务跨越六大洲，境外网络扩展至3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17,125个境内机构、383个境外机构和1,771个代理行以及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自助银行等分销渠道，向438万公司客户和3.93亿个人客户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基本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综合化、国际化的经营格局，在商业银行业务领域保持国内市场领先地位。 50位中国跨国企业杰出经营领导人 注：本榜单的“领导人”是对公司首席执行官，总经理、总裁、银行行长等的统称。 * 代表现已离任CEO/总裁/总经理。数据来源：Forbes China Research、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Bloomberg、Choice 数据。 榜单来源：福布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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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史诗，感悟巨变——访我校校董、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
1949—2019年，新中国整整走过了70年的历程！70年，中国从沧海变桑田；70年，中国人谱写了从贫穷到富裕的伟大史诗！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回顾曾经走过的艰难路程，回味曾经奋斗的披荆斩棘，回望我们今天的伟大成就，不由得有了对中华民族的自豪，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一个个感慨和未来的向往！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校校董、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先生，几乎与新中国同龄、又是中国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接受了《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 作为领导中国工商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成功完成创造了25项历史纪录的“A+H”上市的践行者，作为将中国银行业的系列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更高峰的杰出银行家之一，姜建清先生对70年来中国巨变有着深刻感悟，对中国金融业发展有着太多感想，对年轻人的未来有着更多期许！ 见证飞跃：从“短缺”到“富足” 记者：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几乎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变迁，并且是中国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实践者，请您以切身的体会谈一下，这70年来，对于中国人来说，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姜建清：70年披荆斩棘，70年砥砺风雨，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也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物质生活的最大变化是从“短缺经济”迈向了“富足经济”，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丰富和提升。 我记得小的时候，食品供给不足，不得不长期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工业消费品短缺，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票证多达几十种。由于布票紧缺，会做衣服的上海家庭都会“套裁”，以节约每寸布料。当时爱时髦的年轻人中流行“假领头”，有“面子”无里子，美观与节约并存，这是上海人的首创。20世纪90年代，我在上海的一些船厂，看到工人在“套裁”钢板，这也是节俭基因的传承。 上海住房,大概算是全国最困难的了，三代人住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吃喝拉撒，并非罕见。当时的市内公交一般分段计费，大致每四个站为一段。上海人比较会精打细算，一般会前面走一站，下车后再走一站，省下一段的票价。富裕些的城市家庭，每月能“贴花”储蓄一至两元算很不错了。 直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储蓄存款仅22元。我在江西山区插队落户期间，许多农民家庭常年以红薯为主食，能吃上米饭属于奢望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日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GDP达到13.6万亿美元；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230种工业产品世界第一，商品供给丰富、种类繁多，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解放初期的49.7元，增加到2018年的2.82万元，名义增长566.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实现了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降至1.7%，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居民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 70年来，物质生活领域出现了随处“可见”的变化，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层面更发生了很多“看不见的”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精神生活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封闭到开放的转变，精神世界的进步是中国人生活变迁的主基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得以确立和弘扬，主人翁精神得到了普遍提升，文化生活和日常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中，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在不断增强。 奇迹背后：蕴含的深刻逻辑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来，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历程”，但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困难，跨过了一个个艰难险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请问，您认为这背后蕴含的深刻逻辑是什么？ 姜建清：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奇迹”的创造，源于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源于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而这种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源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直接动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经受一次次严峻考验，把握一个个重大机遇，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就在于我们党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大发展和大提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金融改革：可载入世界史册 记者：70年的变化，重要的亮点之一就是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国金融机构从寥寥数家到百花齐放、形式多样，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一步步迈进，资本市场也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等等。这些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百姓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如今，在您看来，金融业改革的哪几步走得最为关键？哪些改革最为成功？ 姜建清：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历程，是70年时代变迁的缩影。 今年年初，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支持下，我们组织撰写了《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一书，已经出版，向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新中国金融在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中诞生。当时国家经济满目疮痍，濒临崩溃，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恶性通胀长达20年之久，中国的人均GDP已经降至1890年的水平。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宣告了新中国金融的诞生，金融业的新时代开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银行业围绕邓小平关于“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次重大改革是金融与财政分离。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内，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以财政主导的投融资体系逐渐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发展资金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将金融职能从财政中分离出来，先后成立了四大专业银行，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融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大批股份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随之诞生，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第二次重大改革是中国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的进步。 20世纪最后十来年，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攻坚期，国家推动了财政、外汇体制改革及国企改革等重大经济体制改革，金融法制建设全面进步，金融整顿及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台的一系列对策举措，使得中国金融业稳步向市场化、法制化方向前进。 但限于国家财力薄弱，以及改革的先后秩序和难易程度，中国商业银行改革放置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以配合国有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服务为目标的国有银行，累积了经济转轨的巨大成本（不良贷款），金融安全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安全并成为经济改革发展的瓶颈。严峻的形势促使中央高层和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到金融风险可能带来的巨大危机。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各项金融改革加速推进。 第三次重大改革是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2000年之后，在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众多问题、不堪负重的中国银行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股份制综合改革之路。 面对当时国家财政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承担国有银行改革巨额成本的现状，创造性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资产负债表，利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大型银行进行注资，并通过国有大型银行自身核销和市场化剥离相结合的方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及公开发行上市，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构建起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建立起严密有效的风险内控、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等，大型银行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涅槃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2003年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中国金融业迅速在全球崛起，成功追赶并超越国际先进银行进入世界前列，并通过经营转型，走上了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发展的科学道路。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并非浪静波平、顺风顺水，其间太多曲折艰辛，一波三折，是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铺就出来的道路，是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破、重生的过程。 特别是一些重大关口的变革抉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却又无前人之路可循，无既成模式可学，一切都在摸索、探索中走过来。 这场金融改革思路活跃，举措缜密，成效良好，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道路，完全可载入世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史册。 金融科技：意义深远的革命 记者：几十年前，曾经一把算盘一支笔就是银行前台的工作设备，而如今，金融业的高科技无处不在，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其中，也有您的贡献。您一直致力于高科技在金融业的研究与应用，尤其是在工行担任行长期间，带领工行成为高科技应用的先行者。今天您回头来看，当时的哪些做法对后来的金融发展和百姓生活影响深远？ 姜建清：金融业在科技应用方面从来不是保守者、落伍者，而是最早的实践者、改革者、推动者。 工行历代领导都非常重视科技兴行，从最开始的“一把算盘一支笔”的手工模式到独立微机操作，从大型机运用到搭建了“两地三中心”的科技运行架构，一张蓝图绘到底。 股改之后，我们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和引领作用，完成了数据大集中、全功能银行系统等重大工程，开启信息化银行建设，实现了运营集约化、管理现代化和服务信息化，先后建立了业务集中处理中心、金融交易中心、单证中心、报表中心、电子银行中心、电话银行中心、短信平台、远程授权中心、信贷监测中心等集约化营运中心，改变了传统分散式的作业模式，实现了业务处理工厂化、集中化和规范化，使数万名员工从中后台转移到前台服务和营销岗位，不仅大幅提高了业务运营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促进了柜面服务响应能力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近20年来，工行日业务处理效率增长了40余倍，主要依靠金融科技的支撑。 2015年，工行发布了互联网金融品牌“e-ICBC”和主要金融产品，目的是通过实施大数据与信息化银行战略，构建集支付、融资、金融交易、商务、信息等功能于一体、线上线下交互联动的金融服务与营运体系，打造全新的e-ICBC，进而构建“金融+行业”场景建设。 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金融信息的传输、接收、分析、处理技术的革命，打破了金融交易和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服务的便利性和覆盖面改变，使客户体验大幅提升；带来了金融理念、模式和文化上的一系列变化。虽然金融业中介功能依然需要，是不会消失的，但承担支付、融资、风控和数据处理功能的中介机构是可能被替代的。 未来的金融可能不是一个场所，但它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服务。 寄语年轻人：多一些情怀和格局 记者：中国人的财富生活，已经与70年前的“一穷二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知道，想要保持这种成就，并且让中国前途更光明，中国人真正“强起来”，未来也绝非坦途。您能否给当下金融业的年轻人说点希望或者寄语？ 姜建清：每个时代都有其独有的时代特征，每个时代人们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也都不一样。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社会更加多样性，经济更加多元化，使我们有幸能参与这场波澜壮阔的中国金融业改革。 我们见证了中国金融业勤于探索、善于借鉴、勇于创造、敢于超越的改革精神；亲历了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国际公众持股公司，从主营存贷汇等基础业务扩展到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横跨投资银行、基金、金融租赁、保险、全球商品和货币市场交易等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从以算盘手工操作为主的传统银行走向信息数据化高度发达的现代银行，从本土银行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大型跨国金融集团。从曾被西方认为“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银行”，登顶百年来多少银行家盼望的全球金融业顶峰。 正是伟大变革的时代，才让我们施展的舞台这么大！ 今天，中国金融业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业务更复杂，机遇和挑战更多。 年轻一代，在接力跑的金融生涯中，一定会在海阔天空的人生大道上走出属于自己的宽坦大路。 年轻人也将是变革的一代。过去十多年兴盛繁荣的中国金融业，已进入深度调整阶段，正面临巨大转型和变化，遇到的困难之多、挑战之多、风险之多，一点儿也不亚于上一个时期。 然而，机遇就蕴藏在变革中，理想实现在挑战后，变革的时代给每个人带来了机遇可能。 人生能够亲身去认知、去尝试、去试错，有机会参与金融变革，又是幸福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能享受事业和挑战带来的成就感。 希望年轻一代在拥有更多专业知识和素养的同时，多一些金融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多一些社会责任和使命，多一些情怀和格局，多一些诗和远方。这样的人生，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圆满！ 来源：《金融博览·财富》 《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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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传海校长出席校董单位苏州银行A股上市仪式
8月2日上午，随着上市宝钟一声长鸣，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966，成为江苏省第9家、A股全国第33家上市银行。 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苏州市副市长王飏，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亮，我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蒋传海，苏州市相关部门、深交所、苏州银行董监事、股东代表、客户代表、员工代表以及各中介机构代表等共同出席了本次苏州银行上市仪式。 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苏州市副市长王飏，我校校董校友、苏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兰凤敲钟鸣市。 会上，李亚平市长作致辞。李市长高度赞扬了苏州银行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对苏州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希望苏州银行以上市为契机，为苏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支撑。 我校校董校友，苏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兰凤深情回望了苏州银行9年发展历程，王董事长表示，感恩祖国七十年发展成就，有幸融入深交所这个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新兴市场，苏州银行将以上市为新起点，矢志不渝打造风控有效、科技引领、专业专注的新时代普惠银行，以持续稳健良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的信任。 瑞狮点睛，上市钟鸣。作为苏州本土唯一的法人城商行，苏州银行自2010年9月29日成立以来，秉持“以小为美，以民唯美”的战略理念，立足苏州，面向江苏，辐射长三角，持续助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心系百姓民生福祉，助力区域经济腾飞。 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监事长杨志华，我校校董校友、苏州银行董事长王兰凤签署《证券上市协议》。 8月1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代码发布会成功举办。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亮，我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蒋传海，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苏州市副市长王飏，铜仁市委常委、副市长査颖冬等出席发布会，共同预祝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成功上市！ （来源：整理自苏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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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王钧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201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我校校董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董事长王钧作为参会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 （我校校董王钧在会议上做发言） 会上，刘元春、李迅雷（我校校友）、伍戈等专家和浙江泰隆银行（我校校董单位）、徐工集团、美团网等企业负责人发了言。大家认为，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显示了中国经济巨大韧性，新动能起到重要支撑，减税降费带给企业很大实惠，稳定了企业信心，“互联网+”促进了就业和消费扩大，这些说明宏观政策有力有效。大家也针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李克强说，今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全国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经济运行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市场主体活力更大释放，城镇新增就业超过730万人，居民收入实现同步增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指标好于预期，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贸易投资放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国内经济的因素和困难挑战很多，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把自己的事办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统筹做好“六稳”工作，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群策群力、奋发有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指出，上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定向降准等措施对应对外部挑战、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关键作用。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适时预调微调，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要切实兑现全年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的承诺，稳定企业预期。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做好就业服务、高职扩招等工作，适应灵活就业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 李克强说，要破解多重难题、保持经济在高基数上平稳运行，关键靠更大力度改革开放。扎实落实“放管服”改革新任务，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加主动扩大开放，实施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培植一视同仁、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企业要勇于创新和到国际市场竞争。大企业要带动配套小企业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催生更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新领军者企业，加快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 李克强说，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增长点。提高消费品质量，增加养老、托幼、教育、健康等领域优质供给，拓展“互联网+生活服务”。聚焦短板扩大有效投资，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消除民间投资隐性障碍，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现惠民生和促发展双赢。 孙春兰、胡春华、肖捷参加座谈会。 （来源：整理自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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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多家银行校董单位入选“2019全球银行1000强”
7月1日，英国《银行家》杂志 （The Banker）公布了“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我校多家银行校董单位榜上有名，且位列前茅。入选榜单的前25家中资银行中，我校校董单位占据6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上海银行、浙商银行。在ROC排名靠前的国内银行中，浙江泰隆银行位列第二。 入围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的前25家中资银行 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ROC排名靠前的国内银行 来源：英国《银行家》杂志 （The Banker）、中国银行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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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赴我校校董单位万丰集团专题调研
5月30日上午，国家工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来万丰航空小镇专题调研。省、市经信委和新昌县有关领导参加调研。万丰集团董事局陈爱莲主席陪同调研。 辛国斌副部长一行实地考察了万丰机场和铝轮智慧工厂，在考察过程中不时地与陈爱莲主席及万丰智能制造相关负责人互动，询问有关工程工艺细节，探讨智能制造相关措施。 辛国斌副部长充分肯定了万丰的产业特色鲜明，特别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把握时代脉搏，先人一步践行“中国制造2025”，目前运行的智慧工厂在行业细分市场占据领跑地位。他指出，万丰要从传统的产品供应商转变为轻量化材料的解决方案服务商，推广镁合金在更多领域的广泛应用；要把现有的成功智能制造试点系统总结归纳，形成智能制造的标准，在相关行业广泛推广。他鼓励万丰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中国的智能制造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万丰样本”。 调研组成员还有国家工信部、科技部等有关国家部委领导，以及中国工程院等智能制造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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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荣校董出席上财论坛“中美贸易争端：启示与未来”
6月3日“中美贸易争端：启示与未来”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博思楼顺利举行。本次论坛以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为焦点，深入探讨其产生根源，深度解析中美双方在贸易不平衡、战略产业发展等核心问题上的争议与妥协及其带来的启示，并展望中美经贸关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活动由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上海博涵公共关系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论坛广受各界人士关注，现场近350个观众席座无虚席。 开幕致辞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魏航教授致辞表示，2018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而中美贸易争端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2018年对于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则是新百年的启程之年。他期望听众从本次论坛中获得深刻的洞见和有益的参考。 主题演讲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学者余智就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战略转型进行阐述。他认为，中国的“出口促进（导向）战略”是中美（外）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这一战略的过度实施导致诸多不良后果，包括贸易目标扭曲、贸易条件恶化、通货膨胀加剧、“贫困化增长”风险、外汇储备风险、对外依赖增加、贸易摩擦加剧等。中国应选择战略调整，推动贸易平衡与贸易自由化。其短期和长期的措施包括缩减出口退税，促进人民币升值、自由浮动等，并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扩大内需。此外，他认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作为国家产业政策，要符合国际规范并坚持市场化导向。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反垄断法与竞争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居恒分享有关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思考。他指出当今国际贸易的发生主要来自于跨国公司。同时，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应同为促进经济效率、消费福利。贸易政策在促进市场开放、自由化的同时，该如何甄别、约束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如何防止跨国性的反竞争行为？多边贸易协定中是否应引入一致性的竞争政策？他通过具体的案例，探讨在中美贸易争端中，是否可以利用竞争政策工具保护中国的企业，促使美国政府改变策略？ 上海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王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美贸易战其实是或有或无的贸易战，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技术战。他以贸易和关税数据表明，美国以贸易战之名打技术战，集中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重点发展的产业，定点打击中国科技龙头企业。随着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追赶，中美贸易将从纵向互补逐渐转为横向竞争，未来技术竞争将成为国际竞争主要形式。因而创新政策有其必要性，但使用的手段或有争议。他认为更大规模、有效率的补贴创新是一国的竞争优势。他指出，全球合作研发成为全球增长动力，在美国威胁全球合作创新的同时中国应致力于推动全球合作创新。 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秦朔先生提出了他对中美贸易战的若干思考。他以翔实的数据表明，中国加入WTO后抓住了战略机遇，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在于通过政府“帮助的手”，大市场支持丰富的分工，后发优势和互联网时代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培育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空前高涨。但美国却夸大认为中国是靠“制度套利”和“机会主义”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目前美国仍然实力占优，中美双方未来贸易谈判将常态化，中国应争取和平竞争，斗而不破。中国须继续改革开放不动摇，“让压舱石不是变成绊脚石，而是改革的打火石”。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上海国际商会会长，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主任杨建荣先生分享有关“中国制造2025战略机遇、挑战与对策”的见解。他认为，制造强国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当前供给侧改革、居民消费升级、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智能制造转变的趋势是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有利条件，但也面临全球经济体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大国间的博弈，国内关键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较大差距等挑战。对于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建议，他提出加大科研投入与教育培训力度；利用国际经贸合作，努力形成以我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实施开放型产业扶持政策，并大力推动政策的落实。 圆桌讨论 我校校董，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上海国际商会会长，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主任杨建荣先生，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秦朔先生，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国荣先生，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学者余智，上海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王子共同就中美贸易谈判和磋商，“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以及同“德国工业4.0”的差异，中兴事件的解读，汽车进口关税的降低对中国汽车行业未来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博涵财经创始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校友王雪靖女士进行主持。 闭幕致辞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薛丽萍女士在总结中指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注重实践，聚焦商业发展进程中的前沿问题，商学院愿意和各界同仁一道，共同推进商学教育改革，解决商业前沿问题，践行创新创业，共同守护企业家精神，为进一步咨政启民，为服务社会做出更大的应有贡献，并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商学院进修、学习、交流访问、洽谈合作。 *本文转自“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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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明德楼”揭幕仪式暨首届“明德”青年领导力训练营开营仪式
2018年4月10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明德楼”揭幕仪式暨首届“明德”青年领导力训练营开营仪式在武东校区明德楼一楼会议室举行。我校校董、上海道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创始人武飞校友，上海道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董事总经理张良校友，领导力语法创始人、独立顾问李峰先生，我校党委副书记朱鸣雄及相关学院领导、职能部门领导、训练营学员代表等共同出席揭幕仪式。 仪式由我校合作发展处陈红梅处长主持。她首先感谢武飞校友对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并介绍设立“上财明德教育基金”的初衷，希望训练营学员们能以他为榜样，积极践行“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为母校增光添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朱鸣雄副书记代表学校向出席本次仪式的武飞校友等嘉宾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此次“明德楼”的揭幕及“明德”青年领导力训练营的开营是一堂最好的“情景思政”课，不仅是上财百年文化积淀的展现，更是校友饮水思源精神的传承，希望与会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领悟和实践，并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明德知礼，勤于学习；推己及人，引领示范”。将此次领导力的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学生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后续的学习生活和人生发展中努力实践，影响辐射更多的人群。 随后，朱鸣雄副书记和武飞校董校友一同为“明德楼”揭牌。 会上，我校商学院2016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李天航同学作为首届“明德”青年领导力训练营学员代表发言。她由衷感谢武飞学长对在校学子的关心和支持，并表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作为青年学子，学员们将丰富专业领域的知识，提升业务能力，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作为学生干部和团队领导者，学员们也将不断增强与人协作、与人沟通的能力，带着学长的期许和希望，在训练营中开拓视野，收获新知。 朱鸣雄副书记为“明德”青年领导力训练营三位导师武飞、李峰、张良颁发受聘证书。 最后，武飞校董校友致辞。他鼓励经过选拔入营的学生骨干们，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四年的校园学习成长过程中，学好知识技能和工作方法，走上社会后进入工作环境，能在各自的企业里、团队中、重要岗位上发挥自身的领导力，同时时刻坚守“德”的底线，怀揣更加远大的理想，不断拼搏成长，在经济领域内脱颖而出，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我校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刘莉亚、团委书记沈亦骏、校董会办公室副主任马纪、团委副书记朱枫等共同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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