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校董：虹桥国际商务区将成为长三角的新地标
图为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 近日发布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将形成“一核两带”发展格局。“一核”是上海虹桥商务区，主要承担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和综合交通枢纽等功能；“两带”是以虹桥商务区为起点延伸的北向拓展带和南向拓展带。为突出虹桥商务区核心地位、发挥好“两带”作用，《总体方案》还明确了差异化的政策实施范围。 就《总体方案》出台对长三角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教授。 01 # 资源要素经此汇聚、交融与配置 《瞭望东方周刊》：从《总体方案》本身来理解，从虹桥商务区到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张学良：我认为这一方案再次突出了三个关键词：枢纽、开放、国际。 第一个关键词是枢纽，要提升枢纽功能。 枢纽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功能？首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基础功能是交通枢纽，城际铁路、航空、公路、城市地铁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集聚，南湖、平湖、海宁、海盐一线江海河联运体系也正在形成。根据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应急响应中心提供的数据，2020年国庆期间虹桥综合枢纽日均旅客吞吐量达116.18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九成，最高峰日流量达到132.75万人次。虹桥火车站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 其次是要素枢纽，《总体方案》提到要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平台作用，打造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要素出入境集散地，促进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更加高效便捷流动，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形成全球高端资源、高端要素配置新高地。 最后是空间枢纽。空间上看，虹桥商务区也一定是地理的枢纽。《总体方案》对于“一核”“两带”的战略部署，打个比喻，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就相当于一颗“纽扣”，纽扣扣准了，上海毗邻区、上海大都市圈与长江三角洲不同层级空间的各类资源要素就能经此汇聚、交融与配置。 第二个关键词是开放，要彰显开放优势。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开放能级提升，有利于上海与长三角建设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建设双循环的中心节点，首先要有载体，对内，这里是其他城市与上海对接的重要门户；对外，这里更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核心枢纽。持续放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功能，有利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助于加快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推动形成长江三角洲全面、协同开放新格局。 我一直认为，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五个中心”不仅仅是上海一家来建设，而是需要长江三角洲区域共建，上海的卓越全球城市建设更需要世界级城市群来支撑。外循环和内循环的重点是协同，对外协同开放，对内加强要素流动和辐射，在其中虹桥商务区可以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虹桥商务区促进全球高端要素集聚与配置能力提升，带动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建设，共同构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升上海金融、科创、经济聚集与辐射能力，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第三个关键词是国际，要强化国际定位。《总体方案》提出要建设高标准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引领长三角更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升联通国际的能力，共同打造“虹桥国际会客厅”。可以说，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建设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相辅相成，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全球高端要素配置的集聚地、长三角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平台。 02 #全球城市需要一流中央商务区 《瞭望东方周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成后，对上海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学良：从市域空间格局看，虹桥商务区是未来上海“两翼齐飞”的重要一翼，将与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起，发挥对内对外开放枢纽作用，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区域。上海一段时间以来的发展主要是向东、面向太平洋，但在新的城市空间格局中，向西开放、对内开放日显重要，虹桥国际商务区将成为上海大都市圈乃至长三角的新地标。 从上海城市发展目标看，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有国际一流的中央商务区（CBD）。虹桥商务区加快总部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会展经济等现代产业经济集群，建成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新平台，同时在金融、科创等方面发力，可以更好地服务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流域甚至全国。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是几大国家重大战略与重大规划的叠加点，在虹桥商务区这一“点”，北向拓展带、南向拓展带等多“线”，以及上海大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区的“面”，点、线、面相结合，由此造就的地理空间位置非常有利于上海与临沪地区的进一步联接与合作，提升上海的聚集水平与服务能级。 张学良：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的虹桥开放枢纽地处长三角腹地，与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嘉兴、常州、南通等地）距离均在300公里之内，是上海连通长三角的桥头堡，是长三角咽喉之所在；同时虹桥商务区作为上海西大门，紧邻上海中心城区，又背靠西部各郊区，腹地广阔。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集聚效应是虹桥商务区的核心优势所在。 北向拓展带与南向拓展带的地区，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例如，位于北向拓展带的苏州相城区就在积极推动高铁苏州北站与上海虹桥枢纽共同打造国家级高铁复合枢纽，研究创建苏州（相城）车联网先导区、区块链产业应用示范区，积极打造苏州（相城）航空航天材料产业基地、苏州（相城）国家级数字金融产业集聚区等；南向拓展带的上海金山区正在打造上海湾区城市品牌，建设金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与毗邻的浙江平湖市共建跨沪浙两地的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实践区，以及国内首个跨省市一体化发展的张江长三角科技城等等。 《总体方案》第十八条提到，要依托虹桥商务区高端商务设施，服务长三角开展招商引资、人才招聘、广告营销等商业合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协会商会等设立研发中心、营销公司、外事联络处等功能性机构预留空间、创造条件。为进一步发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金融资源优势，还将支持合肥打造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为长江三角洲企业提供便利金融服务。 虽然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地理空间不包括安徽，但在互动和带动中也将辐射到安徽。安徽参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可以通过建立反向飞地、异地孵化器等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展开。安徽省的各类主体可以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内布局设点，同时推动专业贸易、跨境电商等交易平台在安徽设立专区，国际贸易企业、机构到安徽设立加工、仓储基地。 03 # 探索“四高”发展新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虹桥商务区本身是上海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中心的新平台。在上海市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平台的新使命何在？ 张学良：在上海市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虹桥商务区作为建设中的国际中央商务区，推动高端商务、会展、交通功能深度融合，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统筹生态空间、公共服务、综合交通、智慧城市等建设，必将承担上海转型发展的重要使命，在高水平开放、高效能治理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 《瞭望东方周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张学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需率先突破，向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的新“四高”目标迈进，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与发展中书写创新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高质量发展方面，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要构筑总部经济集聚升级新高地，支持中央企业设立功能性总部、研发类平台和创新联合体，推动总部机构拓展研发、销售、贸易、结算、数据等功能，向价值链、产业链高端发展。 高水平开放方面，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要处理好对内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利用好两个扇面优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服务长三角、联通国际，实现区域的更高水平协同开放。 高效能治理方面，虹桥商务区要率先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示范。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两带”需要高效能的综合治理，特别是在交通、产业、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协同治理，促进一体化发展。此外，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打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引领长三角更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高品质生活方面，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要提升公共服务的国际化水平，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特别是要提供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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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多家校董单位入选2021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
由英国《银行家》杂志联合Brand Finance（“品牌金融”）共同打造的“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排行榜”连续第15年发布，我校多家银行校董单位榜上有名。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第1名）、中国建设银行（第2名）、中国银行（第4名）、招商银行（第10名）、交通银行（第14名）、上海银行（第75名）和苏州银行（第384名）。 2021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 -- 中资银行 “在今年的榜单中，中国的银行业表现抢眼，很多指标排名靠前，这一切当然离不开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管理和应对的成效，使得他们的经济保持了持续运转，相对并未受什么冲击，为银行业取得更好发展奠定了空间”，Brand Finance（“品牌金融”）的CEO——David Haigh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排行榜”采取现金流折现方法，通过分析财务数据等方式评估银行的市场影响力、设立不同银行的品牌折现率等步骤测算出各银行的品牌价值，是当今国际上较为权威的全球银行业排名之一，其专业性与独立性受到广泛认可，是了解全球银行品牌价值公认的权威渠道。 来源：英国《银行家》杂志 （The Banker）、中国银行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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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级示范基地公布 我校校董单位万丰奥特控股集团上榜
近日，2020年度浙江省级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示范基地名单正式公布，绍兴共有7家单位成为省级“文旅+”产业融合示范基地，其中在年度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评选中，我校校董单位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凭借万丰航空小镇成功上榜，为浙江省工业旅游发展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万丰搭了一个好平台，构建通航全产业链。”在2018年万丰航空小镇开园庆典上，我校校董、上海市浙江商会党委书记、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慷慨激昂的表示，万丰要打造新样板，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万丰航空小镇占地总面积近3000亩，累计投资达70多亿元。整个小镇布局“一核两翼”，“一核”为飞机整机制造，“两翼”为航空装备和航空服务，打造全国综合性全产业链航空特色小镇。值得注意的是，该小镇已列入国家级空中游览基地、国家级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国家级航空飞行营地。目前，万丰航空小镇已建设成为以飞机研发制造为核心，结合当地旅游、文化、环境等资源基础，以通航运营、观光旅游、航空运动、飞行体验、驾照培训为亮点，带动服务业、建筑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关联产业发展，形成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联动发展，宜业、宜居、宜游的美丽生态小镇。 万丰航空小镇是万丰集团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航产业的主引擎、主平台、主战场，是万丰集团响应国家“大力发展通航产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践行浙江省委、省政府打造“空中一小时交通圈”和“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落地。万丰航空小镇位于“义甬舟开放大通道”核心贯穿地新昌工业园。 来源：上海市浙江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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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富国基金总经理陈戈：以投资能力建设为核心，而不是以规模导向为核心
“我们过去几年投研团队的建设，在2020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坚持在一个比较低迷的市场下去发行基金，虽然基金发行的规模不大，但业绩都很好，也锻炼了我们的投资团队。在行业真正爆发的时候，我们是有准备的，这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风格和每个人的天性有关系，不是说你指定他是成长，他就一定是成长。比如一个天性悲观的人，就适合做价值投资，因为买低估值才有保障；一般很乐观的人，适合做成长股投资，因为他就想着自己能找到10倍股，看到企业长期的前景。 成长和价值放在长期来看，都能够赚很多钱，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们在对基金经理考核的时候，会给他一个比较长的周期，3-5年；而且我们在考核基金经理的时候，不仅看结果，还要看过程。 如果一个基金经理的过程做得非常好，一般来说结果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过程不好，结果好，实际上你的业绩是不可持续的。淘汰基金经理更多的看过程，过程非常好，它的结果从长期来看一定是好的。” “一个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的上限，跟平台是有关系的。你的平台越强大，支持力越强，你管的规模就越大；跟他的风格也有关系，比如换手率比较低，他管的规模会更大； 还有市场的宽度和深度，十几年前几百个股票，市值都很小，数量越多，总市值越大的时候，对你规模的上限和你的边界拓展是有帮助的。短期内急剧的过度扩张，是会有压力的。” “从我们的角度，不是以行业去区分的，而是能不能找到优质的公司，不拘泥于消费类或者科技类，而是在一些比较平淡的行业里，也能找到非常优秀的大牛股。从我们的角度说，把研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给投资者创造价值。” “富国总体是成长型的风格，这里我对价值和成长有个定义。 比如价值风格，我们的定义就是，你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首先考虑估值，然后再考虑其它，你是偏价值的； 如果你在选择标的，首先看的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的成长空间，其次才看估值的，这叫成长。 我们富国总体是偏成长的，我们认为未来的机会主要来自于成长，我们长期在成长领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和经验。 但富国旗下也有价值型的基金经理，也有行业主题类的基金经理，而且最近两年我们也发展了低回撤类型的基金经理。” 以上，是我校校董、富国基金总经理陈戈日前在海通证券访谈节目《名人堂》中的精彩观点，主持人为海通证券总裁助理陈春钱。 资料显示，陈戈是明星基金经理出身，曾任君安证券研究员，2000年10月加入富国基金，他用了13年时间完成了，从一名研究员—基金经理--主管投研的副总经理--总经理的一路历程。 他2005年初开始掌管的富天益价值基金，在2005年这种阴跌熊市中、还取得了15%的正收益，其后几年更是一飞冲天，为富国天益成立至今、实现16年总回报2543.7%，高达21%的年化收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本次栏目中，陈戈介绍了富国基金权益团队的情况。 从产品来看，富国基金权益类公募加专户将近4000亿；公司对于基金经理的考核周期在3-5年，更加注重投资过程，原因在于投资过程可复制，且能自然而然形成较好的投资结果。 对于2021年的市场，陈戈立足于长期展望，他认为目前股市正处在春天；而对于好赛道的选择，他表示富国不会以行业去区分投资机会，重点始终是放在优秀的公司上；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与其去找好赛道，不如去选择好基金经理并相信他。 在市场低迷时候发基金 才能在2020年厚积薄发 陈春钱：为什么一般的散户投资者很难赚到钱，但是基金公司在纷繁复杂的投资市场上能取得这么好的超越市场回报的业绩？基金公司是怎么搭建整个投研团队跟投研体系的？ 陈戈：我一直对内部的基金经理在讲，规模越大责任越大，投资者信任我们，把钱交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很重大。 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就是不能忘记初心，我们的初心就是给投资者创造价值。所以我们在做基金公司平台建设的时候，以投资能力建设为核心，而不是以规模导向为核心。 这个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经营中一直坚持的理念。 第一个，要做好投资能力建设。 投资者把钱交给我们，要管好，管好了，自然有更多的人把钱交给我们管。 从富国基金来说，虽然2020年规模增长很多，但我们2020年的业绩表现也非常好，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几年做了大量的投资能力建设的工作。 比如，你要敢于在下跌的市场去买入； 实际上我们从2015年-2018年，我们都在大量的补充投研团队。 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没有完成利润指标，但海通的考核也非常科学，依然给我们评了优，这样才让我有底气去建设这样的一个团队。 实际上，我们过去几年投研团队的建设，在2020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有很多的基金经理，我们坚持在一个比较低迷的市场下去发行基金，虽然基金发行的规模不大，但业绩都很好，也锻炼了我们的投资团队。在真正行业爆发的时候，我们是有准备的，这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第二个，现在的市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市场是一个高波动、投机气氛比较浓的市场，也不是特别规范的市场。在这样环境下，市场的波动幅度非常大。那么，投资者在购买公募基金的时候，它的波动性自然会大。 因为公募基金是二级市场投资，它要依托于基础市场的投资，它可以分散系统性风险，但大盘的波动风险是没法规避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跟随市场波动的时候，投资者会有非常差的体验。 现在的市场性质有利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这两年，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体验这么好？ 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在降低。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第一个，加强监管，对于违规行为，包括造假、操纵市场都是严厉打击，让市场更加干净、更加规范了。 第二个，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注册制等一系列的扩容措施，整个指数的波动性下降了，下降以后，投资者基金业绩的稳定度也提高了，这样投资者的钱也会变得更好。 第三个，在过去那样市场上，如果不是很规范，投机性很强，其实不利于我们专业能力的发挥的。 但是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已经有4000多只股票了，注册制现在也开始实施了，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不做价值判断，只是把所有信息披露给你，这样的话，投资者很难去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些信息。 对于我们专业投资者，我们可以有组织、有体系的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因为我们有能力去研究它，股票数量越多，代表了我们选择的余地、腾挪的空间越大，所以说机会也越多。 现在的市场性质是有利于专业机构投资者的。 专业机构投资者无论是在投资方法、投资理念上，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远远超过一般的个人投资者和小的机构。 这个时候，专业的公募基金，它的优势得到了比较大的发挥。 富国总体是成长型的风格 陈春钱：有些投资者更关注明星基金经理，你怎么看待基金公司中的明星基金经理和整个团队的互补作用？ 陈戈：从富国的角度来说，我们非常强调平台的建设。 我一直给我们的员工说，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我希望富国能打造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让你更容易成功，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基金经理能够很专注去做投资，给他提供应有的帮助。 从富国出来的基金经理，他的业绩就是比在其他地方好，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那么这个平台怎么去定义？ 比如说投研条件，文化和氛围非常重要。包括港股在内，富国现在权益类基金经理+研究员近百人。 每个基金经理都是优秀的研究员出身，因为研究员不优秀，他是当不了基金经理的，他都有一个严格的考核和晋升机制。 其实基金经理不是在做交易，他也是在做研究，只是研究的侧重点和范围不一样。实际上，我们有八、九个人一直在系统性的分工合作做研究，这个是我们平台非常大的优势。 第二个，大家在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团队内部的分享机制。 富国总体是成长型的风格，这里我对价值和成长有个定义。 比如价值风格，我们的定义就是，你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首先考虑估值，然后再考虑其它，你是偏价值的； 如果你在选择标的，首先看的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的成长空间，其次才看估值的，这叫成长。 我们富国总体是偏成长的，我们认为未来的机会主要来自于成长，我们长期在成长领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和经验。 但富国旗下也有价值型的基金经理，也有行业主题类的基金经理，而且最近两年我们也发展了低回撤类型的基金经理。 团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组织 包容各类风格的基金经理 这些基金经理各有特点、各有偏重，在一个大的平台里，如果是一个互相学习的组织，就能够取长补短，开阔视野。 富国在培养团队的时候，一个是自己培养，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引入一些外部基金经理，防止“近亲繁殖”； 希望我们的投资方法和投资体系能够不断的完善、总结、提高，这是一个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 我们对内部的基金经理，我们的要求是： 第一个，你们要互相欣赏。 而不是说，我做价值投资的，你是做成长投资的，互相瞧不起，要向对方学习；但同时，内心里要互相较劲，就是大家处在共同进步、互相竞赛的状态。 比如在内部讨论的时候，会有非常激烈的碰撞，其实碰撞的过程对双方都有利。 富国总体是一个偏成长平台，但是我们有各类的风格，这么大的平台又有很好的内部氛围和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平台才能够真正的让每个人在从中受益。 风格和每个人的天性有关系，不是说你指定他是成长，他就一定是成长。 比如一个天性悲观的人，就适合做价值投资，因为买低估值才有保障；一般很乐观的人，适合做成长股投资，因为他就想着自己能找到10倍股，看到企业长期的前景。 成长和价值放在长期来看，都能够赚很多钱，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以3-5年的周期考核基金经理 更看重基金经理的投资过程 陈春钱：基金经理的淘汰率怎么样？ 陈戈：我们不是很高。 第一个，我们选基金经理，不是说业绩好就行，我们还要看他跟富国文化的匹配度，能不能融入我们的团队。 第二个，一些个人品德，你是不是很利益导向？只想着赚钱？我们希望还是能找有责任感的基金经理，给他一个长期的发展。 我们在对基金经理考核的时候，会给他一个比较长的周期，3-5年；而且我们在考核基金经理的时候，不仅看结果，还要看过程。 如果一个基金经理的过程做得非常好，一般来说结果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过程不好，结果好，实际上你的业绩是不可持续的。 淘汰基金经理看的是更多的看过程，过程非常好，它的结果从长期来看一定是好的。 对老基金的管理会有合理的规模增长限制 发行新基金是为了满足更多投资者的需求 陈春钱：现在老基金的回报更高，因为老基金它已经建完仓了，在一个好的市场里面，老基金的回报比新基金要好。既然要发行新基金，为什么不把老的明星基金经理的产品打开？ 陈戈：我们的投资总监朱少醒，他的产品是富国天惠，这个基金我们之所以限购，是因为规模涨得太快了。 因为每个基金经理都有自己的能力边界，我们希望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来管理。 一个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的上限，跟平台是有关系的，你的平台越强大，支持力越强，你管的 规模就越大； 跟他的风格也有关系，比如换手率比较低，他管的规模会更大； 还有市场的宽度和深度，十几年前几百个股票，市值都很小，数量越多，总市值越大的时候，对你规模的上限和你的边界拓展是有帮助的。短期内急剧的过度扩张，是会有压力的。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希望能保证投资者的感受，首先要把业绩做好，其次才是规模。 所以我们希望保持规模的适度扩张。在这个基础上，新发基金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基金经理，加上市场的需求很多，我们会发更多的基金来满足更多投资者的需求。 从未来来看，一个基金公司，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权益类基金，公募加专户将近4000亿了，现在我考虑的问题是，如果1万亿，我怎么管？2万亿我怎么管？现在就要开始做布局和安排，要根据自己的投资能力边界去布局。 老的基金希望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规模增长，我们会做很多持续营销；如果市场需求比较旺盛，我们还是会发新基金来满足投资者的需要。 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处在春天 陈春钱：2021年，产品是怎么样布局的？背后是什么样的逻辑？ 陈戈：大家现在比较纠结，因为连续两年收益都比较高。 现在的市场发生了变化，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包括深度和广度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在这样一个市场，未来来看，有很多机会，从选时的角度来看，你去看三个月甚至半年，猜对的概率相对是比较低的。 从富国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口号就是淡化选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行业趋势和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上，这方面我们预测成功的概率更大。 未来来看，3-5年的角度，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长期向上的市场，能够给投资者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回报。 我们不去预测明天的温度或者下个月的温度，这个预测起来难度比较大，但我们能感知温度去预测季节，夏天穿少一点，冬天穿多一点。 我们觉得，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春天，有很好的前景。 因为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国家在强大，在这样一个大的基础上，有这么多的上市公司不断上市，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非常好的选择，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力和优势，能够去赚到上市公司成长的钱。 我不管市场怎么样，比如市场可能会有波动，但因为现在指数也比较低，指数的波动性在大幅度的下降，现在只有3000多点，在这样一个大的指数稳定的情况下，更有利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发挥专业优势去创造阿尔法，这是大的市场判断。 不区分行业，重在寻找优质公司 从各类投资机会来说，我觉得都有。 过去两年成长型的股票比较好，低估值涨的慢，未来也可能会有风格的切换，但从长周期来看，成长类的行业都是有机会的； 周期里也有很多很好的公司，比如富国在历史上长期投资的，海螺水泥、烟台万华、三一重工，虽然是周期股，但是周期性成长，每一轮的发展是螺旋形的上升，每一次在行业景气度提升的时候，它会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从我们的角度，不是以行业去区分的，而是能不能找到优质的公司。 不拘泥于消费类或者科技类，而是在一些比较平淡的行业里，也能找到非常优秀的大牛股。从我们的角度说，把研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给投资者创造价值。 未来在产品布局上，富国的后备梯队人数非常多。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一系列的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而且这些基金经理还有很大的规模容量，我们希望这些基金经理能够为更多的投资者服务。 富国的产品布局会对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做分层 第二，富国在产品布局的时候，把投资者进行了一些分层，比如高风险、中风险、中低风险，我们在这一个系列的各类产品上都有布局。 比如我们有低回撤系列，最大回撤不超过5%，这样的产品，它的回撤比较小，涨幅也会有一定的限制，但它比较符合一些低风险偏好者。 投资者经常会有追涨杀跌的行为，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它跟人性的弱点有关系，其实很正常，国外的投资者也追涨杀跌，包括基金经理也有弱点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克服呢？ 比如市场波动性很大的时候，就会放大人性的弱点，投资者就会很兴奋，这样会导致他误操作的概率非常大。 我们投资总监前段时间直播的时候讲了一个事情。虽然他的业绩很好，15年20多倍，但很多客户没赚到钱，他分析的最主要原因主要是杀跌，在市场暴跌的时候，承受不住在低位赎回。 如果市场的波动很低， 更有利于投资者心态的平稳，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慢慢向高风险去转化。所以我们会设置一些低回撤的中等风险产品，比方固收+，4%~8%，来替代理财。 投资者不必关心什么赛道好 更多应该相信基金经理的专业 陈春钱：有位投资者问，目前消费医药和科技的估值都比较高，上半年是吃药，下半年是喝酒开车，2021年有哪些值得投资的赛道？ 陈戈：我们也被问过，比如消费类的基金，但白酒股这么贵了，要不要把基金赎回？ 我就跟他们讲，你要相信专业，他天天在研究，每天做判断大量的调研和比较，他的判断是比你要准确的。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是相信专业，投资者不用关心明年什么东西好，相信基金经理的专业更重要。 从基本理念上来讲，未来整个市场总体是往上走的，有很多的优秀的企业，关键是要把这些最优秀的企业找出来，而不是说投某个行业、某个赛道，我们不会赌某一个赛道，我们的视野很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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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国校董：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一——大国博弈
原载《财会月刊》2021年第2期 【摘要】在IASB成立20周年之际，结合笔者十年参与制定IFRS的经验，聚焦于主要国家和地区对IASB和IFRS的影响，归纳、分析得出以下世界五大经济体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地位与影响的变化：逐步衰退的美国影响，稳中有升的欧盟影响， 至关重要的英国作用，长期稳定的日本影响，稳步增长的中国影响。【关键词】国际会计准则趋同；IFRS；IASB；大国博弈 1973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成立；2001年，IASC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07年，笔者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第二位来自亚洲的IASB理事，直到2017年。这十年是IASB历史上非常特殊的十年：IA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①成为全球公认和普遍采用的高质量会计准则②；IASB经历了与美国全面展开趋同合作以使美国最终采用IFRS，到美国最终放弃趋同目标的转变；在基本理论上经历了由资产负债表观和现时价值至上，到兼顾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观及兼顾多重计量基础的转变。在IASB成立20周年之际，笔者将根据自己十年参与制定IFRS的经验，归纳、分析这套准则在形成过程中受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本文是系列文章之一，聚焦于主要国家和地区对IASB和IFRS的影响。 一、逐步衰退的美国影响 （一）美国与IASB大家庭的蜜月期 在1973年IASC成立之初，美国对制定IFRS并不那么热心。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积极地支持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与趋同，并成为2001年IASC改组为IASB的主要推动者。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加速，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各国公司纷纷去往美国上市，而美国的业界人士和监管机构也无法面对外国公司基于本国准则的财务信息。 IASB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其工作目标是双重的：一是不断制定、修订IFRS，使之成为被主要利益相关方广泛认可，并被各国普遍采用的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二是推动与美国准则的逐步趋同，促使美国最终采用IFRS。这十年，IASB的准则制定工作重点在于与美国准则的趋同。为此，IASB和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2年签订双方准则趋同工作的协议，以协调双方的工作计划，实现IFRS与美国公认会计准则（US GAAP）的趋同。 2006年，IASB和FASB又签订了备忘录，主要基于两个目标：目标之一是在IFRS和US GAAP充分趋同的前提下，美国允许外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向美国的投资者提供按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且这些公司不再需要提供US GAAP和本国会计准则间差异的调节表；目标之二是长远而言，需制定一套共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 这十年中，IASB和FASB几乎每个月都会轮流在IASB或FASB办公地点召开联席会议。IFRS和US GAAP的趋同过程，可被简单比喻为全球各国（采用IFRS）与美国（采用US GAAP）间的谈判过程。不可否认的是，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美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历史最长，美国的准则体系相对更完备、详尽。总体而言，IFRS向US GAAP趋同更多。同时，由于IFRS要为世界各国所采用，US GAAP中许多行业特征明显的、有明确数量界限的以及明显受美国特定环境影响的具体规则难以吸收到IFRS中。 （二）美国采用IFRS的路线图计划 在IASB和FASB积极推进双方准则趋同工作的同时，美国证监会（SEC）也在考虑是否以及如何要求或允许国内外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以IFRS为基础的财务报表问题。SEC在2007年11月15日做出决定，若外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基于IFRS的财务报表，就不再需要提供IFRS与US GAAP所导致财务数据差异的调节表。有关美国本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基于IFRS的财务报表，SEC曾考虑过以下四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要求美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按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这是SEC最初的想法。与有些国家一步到位的做法不同的是，SEC曾设想从2014年起分三年逐步让美国公司过渡到这一制度。但这一方案很快被SEC放弃。 第二种方案，允许而非强制要求美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按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SEC曾在2008年11月提出允许美国公司从2010年起这样做的设想，但此方案普遍不受欢迎，因为部分美国公司这样做会有损美国资本市场财务信息的可比性。而美国公司也不愿主动这样做，有公司担心SEC以后改变想法，公司因此浪费大量人力和财力，甚至可能得罪SEC和其他不赞成这样做的机构或人。 第三种方案，将IFRS吸收进美国的财务报告体系。SEC在2008年11月发布了美国证券发行者按IFRS编制财务报表的路线图。这一文件生不逢时。一方面美国及其他西方主要国家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各方都将精力集中于应对这一危机；另一方面，总统轮换导致美国整个行政当局改朝换代，包括SEC主席及其他委员也被替换。在此背景下，美国从上到下对采用IFRS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SEC也放弃了“全面采纳”IFRS的目标，代之以“将IFRS纳入美国的财务报告体系”（incorporate IFRS into US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的思想。这一思想更像中国至今采用的保留自身准则结构、体例、表述特色的趋同模式。 可惜的是，2012年7月13日SEC颁布了将IFRS纳入美国证券发行者财务报告体系工作计划的最终报告。此文件既标志着美国终止了与IFRS趋同的工作，也标志着美国不再考虑要求本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基于IFRS的财务报表。此后，FASB与IASB逐步减少联席会议并最终取消了联席会议制度，美国也不再将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作为长期目标，而一再强调以保护本国投资者为首要目标，致力于提高US GAAP和IFRS间的可比性。 第四种方案，允许美国公司提供基于IFRS的补充财务信息。SEC决定终止与IFRS趋同的工作后，时任SEC首席会计师James Schnurr提出了第四个方案，即允许美国公司在提供基于US GAAP的法定财务报表的同时，提供基于IFRS的补充财务信息。但这一建议因普遍不受欢迎而很快销声匿迹。 （三）美国最终放弃趋同目标的主要理由 笔者认为，美国产官学界之所以不再热衷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也不再考虑采用IFRS，理由主要有：仍认为在世界上唯有美国应该被优待，哪怕是美国制定或要求其他国家采用的国际规则，美国也可以不采用；仍认为美国应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非接受者；仍认为美国准则优于国际准则；美国整个社会依赖于规则导向的US GAAP，而难以接受相对原则导向的IFRS；US GAAP的很多内容都是政治妥协的产物，美国许多利益相关者担心转移准则制定权后将丧失这种影响力；有人试图从竞争理论角度证明，若全球只存在一套准则，可能导致因垄断产生的一系列弊端；2008年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后，美国出台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和法规，亟待落实，会计准则国际化工作的重要性明显下降。 （四）美国对IASB的贡献与影响逐步减弱 伴随着美国与IFRS渐行渐远的是美国对IASB的贡献与影响的逐步减弱。主要表现包括： 第一，美国在IASB的重要岗位逐渐减少。IASB在2001年成立，IFRS基金会③首任主席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2006年，被誉为欧元之父的意大利人托马索·帕多阿-斯乔帕（Tommaso Padoa-Schioppa）接任基金会主席之职，但他上任不久即被任命为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来自美国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主席菲利普·拉斯克维（Philip Laskawy）代理基金会主席一职，直到2007年底。此后，不再有美国人出任基金会主席。2001年基金会19个受托人中有5位来自美国，现在基金会22个受托人中只有3位来自美国。2001年新成立的IASB的14个理事中有5位是美国人，而现在IASB的13个理事中只有2位是美国人。类似地，美国在IASB的咨询委员会、解释委员会等机构中的人数也明显减少。 第二，全球与美国谈判演变为美国仅是向IASB提供技术意见者之一。诚如前述，IASB在2001年成立后第一个十年的工作目标之一是推动与美国准则的趋同，促使美国最终采用IFRS。为此，IASB和FASB几乎每月召开联席会议，呈现出全球与美国谈判的格局。美国在2012年完全放弃趋同和采用IFRS的目标后，IASB在2013年成立由12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代表组成的会计准则咨询论坛（ASAF），其主要职责是为IASB制定准则提供技术咨询意见，美国只是其中一员④，已难以起到左右IASB重大技术决策的作用。 第三，美国从IASB的最大捐款户转变为难以保证每年的捐款数。IASB在2001年成立时，来自世界各国的三至五年捐款承诺中有20%来自美国。2007~2011年，美国一直是IASB最大的捐款户，2011年仍占基金会总捐款额的8%。但2012年美国完全放弃趋同和采用IFRS的目标后，当年美国的捐款额就降为此年第一捐款国日本的一半左右。之后美国一直声称在美国并没有向IASB捐款的制度保障，2019年美国仅捐款40万英镑，名列第13位，只是中国捐款的16%，在总捐款额中仅占2%。 二、稳中有升的欧盟影响 自2001年IASB成立起，欧盟始终是影响IASB的重要力量之一。美国在2012年完全放弃趋同和采用IFRS的目标后，欧盟对IASB的影响稳中有升，且一直居于首要影响者的地位。欧盟这一影响和地位的取得归功于如下四大因素： （一）政策保障 大陆欧洲国家属于大陆或成文法系，传统上其会计制度受到税法、公司法等严重影响，语言文化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自1973年IASC成立至2001年IASB成立，大陆欧洲国家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趋同的立场上一直严重有别或落后于资本市场导向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大陆欧洲国家中，荷兰更偏向英美法系国家。但是，欧盟在2002年做出集体决定，要求欧盟内各国上市公司自2005年开始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欧盟的这一决定骤然使得作为欧盟成员的数十个国家都成为IFRS的全面采纳者，其中包括G7集团中的四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做出这一决定后，澳大利亚、南非和中国香港也做出了上市公司从2005年年报起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决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欧盟和这三个经济体（澳大利亚、南非和中国香港）的决定，IFRS很难成为全球公认并广泛采用的唯一高质量会计准则。欧盟的这一决定一直坚持至今，这无疑成为欧盟巩固、提高其在IASB中影响力的政策保障。 （二）组织保障 自IASB在2001年成立起，欧盟始终在IASB的治理结构和各种准则制定机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又因美国对IASB影响力的下降而进一步提高。IASB在2001年成立初期，美国人先后任IFRS基金会主席和代理主席；但自2007年起，基金会主席一直由欧洲人担任，除前面提及的被誉为欧元之父的意大利人托马索·帕多阿-斯乔帕（Tommaso Padoa-Schioppa）外，还有原荷兰财政部长吉瑞特·佐姆（Gerrit Zalm），原法国证监会主席米歇尔·普拉达（Michel Prada），以及原芬兰央行行长埃尔基·李克能（Erkki Liikanen）。自2001年成立起，IASB先后有过两位主席，前十年的主席是原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戴维·特威迪（David Tweedie）；2011年7月至今，IASB主席一直为原荷兰财政部部长和证监会主席汉斯·胡格沃斯特（Hans Hoogervorst）。2020年11月12日，IFRS基金会受托人任命现任德国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安德烈亚斯·巴尔科（Andreas Barckow）为IASB第三位主席，任期自2021年7月起。2009年1月，作为连接IFRS基金会和各政府机关纽带的监督委员会成立，欧盟代表是最早的五个成员之一⑤。 （三）财务保障 按单个国家计，美国2001~2011年间一直是IFRS基金会最大的捐款国。但欧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始终是最大的捐款方，20年来在IFRS基金会各年捐款总额中一直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中2011~2013年更达37%~39%。除欧盟作为一个捐款整体外，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还单独捐款，且一直是捐款大户。2014年起，中国捐款额迅速提升，并逐步成为捐款额名列第一的国家⑥，欧洲的捐款比例相对下降，但仍达三分之一左右。 （四）技术保障 欧盟成为对IASB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建立在以EFRAG为中心的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基础之上的。EFRAG成立于2001年，旨在通过提供有关IFRS技术质量改善的建议，协助欧洲做出认可由IASB发布的IFRS的决定。EFRAG的核心是由11人组成的技术专家组（Technical Expert Group，TEG），这些成员来自整个欧盟，背景各异。他们将30%~50%的时间用于EFRAG的工作，包括每月召开三天的会议，讨论IASB正在制定或修订的IFRS及其解释。EFRAG TEG的工作受EFRAG创始机构代表组成的监事会（Supervisory Board）监督，但EFRAG TEG基于应循程序，以透明的方式独立运作，其决策独立于监事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EFRAG办公室设有秘书处，由秘书长、技术总监、研究总监、项目经理等人员组成。EFRAG积极参与IASB制定准则的过程，它不仅对IASB建议的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文件提出意见，也参与所有准则及准则解释等的制定过程，还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一同参与IASB的联络会议。EFRAG TEG召开会议时，IASB也派理事和技术人员参加。 EFRAG确实是一个务实高效的机构，它为欧盟维持并提高其在IASB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EFRAG一直坚持进行高质量的专题研究，至今出版的专题研究报告已有近50份。这些报告为EFRAG向IASB提供技术意见，以及欧盟对制定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做出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欧盟对IASB的影响一直很大，但欧盟一直积极参加IFRS章程修改、IFRS基金会治理结构改善和IASB应循程序修改等，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欧盟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会计准则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由欧盟推动的重大改革包括：2009年在IASB原有治理架构基础上增设监督委员会；提高IFRS基金会捐款的透明度；在受托人中成立IASB应循程序监察委员会；规定IASB在制定每个重大准则时要作效果分析（effect analysis）及对各方意见的反馈报告（feedback statement）等。 除上述通过改革IASB的治理结构等来增强欧盟对IASB的影响外，欧盟也力图通过改革EFRAG的治理结构扩大对其的政治影响，从而更有利于通过EFRAG来影响IASB。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斯塔特报告及其诱发的改革。考虑到会计政策选择会影响公共利益，如与银行或保险公司审慎监管要求的关系、与有关影子银行监管规则的关系、对长期投资的影响以及对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影响等，2013年3月负责欧盟内部市场和服务的欧盟理事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委托原比利时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和副总理、欧洲投资银行行长菲利普·梅斯塔特（Philippe Maystadt）研究如何强化欧盟对IFRS的贡献以及如何改善EFRAG的治理结构。当年10月，梅斯塔特提交了报告。据此，欧盟对EFRAG的治理结构及影响IASB的程序作了重大改革，主要包括： 第一，将原EFRAG监事会（Supervisory Board）改组为更有代表性的EFRAG理事会（EFRAG Board）。理事会由8个与会计准则利益攸关的专业团体的代表，以及8个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代表组成。此外，欧盟理事会、欧盟证监局、欧盟银监局、欧洲央行、欧盟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局都是理事会的观察员。这一调整有助于提高EFRAG及其理事会的权威性。 第二，改组以前，EFRAG的技术决策都由EFRAG TEG做出，而在新的治理结构下，决策权上升至EFRAG理事会，也即EFRAG对欧盟采纳IFRS的建议、对IASB文件的意见等都由EFRAG理事会决定并递交，而TEG则负责技术问题的讨论并提出建议，供EFRAG理事会决定。 第三，EFRAG在向欧盟提交采纳IFRS的建议以及对IASB文件提出意见时，除考虑技术因素外，将更大程度对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等进行战略考量。 三、至关重要的英国作用 谈到欧盟对IASB的影响，还应单独讨论一下曾为欧盟成员的英国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英国脱欧的影响。 第一，在近五十年的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趋同，以及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过程中，IASC和IASB的办公地点一直在伦敦，英国政府和民间组织都为这两个机构创造了良好的运行条件。 第二，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和趋同，现在的IFRS已充分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意见。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IFRS受到US GAAP的严重影响，变得更为全面、具体。但不得不承认，IFRS在基本理念、内容、结构、体例、用词等方面均继承了英国的传统。 第三，英国人始终在IASC和IASB中占据重要位置。曾任英国影响最大的会计师组织英格兰和威尔士会计师公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in England and Wales，ICAEW）会长的亨利·本森（Henry Benson）被公认为是对创立IASC贡献最大者。任职时间较长且贡献较大的IASC两位秘书长戴维·凯恩斯（David Cairns）、布兰·卡斯伯格（Bryan Carsberg），以及IASB第一个十年的主席特威迪，都是英国人。IFRS基金会受托人、IFRS解释委员会、IFRS咨询委员会、ASAF等机构，报表编制者和使用者的咨询团体，以及IASB为重点准则项目设立的工作组中始终都有英国的代表。尽管IASB现已成为一个国际大家庭，工作人员来自二三十个国家，但IASB高级技术和行政人员大多数都是英国人。 第四，与IFRS密切相关的英国企业或专业团体都积极参与制定和修订IFRS的工作。这些团队不仅包括会计界的，也包括报表使用者、公司治理等各方面的。以会计界为例，ICAEW、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公会等都曾出版大量有关IFRS的研究报告，多次举办有关IFRS的研讨会，召开与IASB成员的对话会等，以在保持与IASB间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使IASB所制定或修订的IFRS既能反映英国各方的诉求，又能被各方所接受并有效使用。 第五，IASC和IASB办公地点一直在伦敦，因此国际大会计师事务所基本都在其伦敦办公室设立了IFRS技术总部，以集中全球各地的问题和意见，形成所内执行IFRS的统一规范，并成为与IASB沟通的中枢。 第六，英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推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趋同以及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特威迪在1990~2000年任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ASB）主席期间，对推动IASC在1990~1994年完成提高IAS可比性项目、1995年完成制定核心准则项目，以及推动IASC改组为IASB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正因如此，他成为IASB第一个任期十年的主席。2004年原澳大利亚证监会首席会计师英·麦肯托什（Ian Mackintosh）开始任ASB主席，直至2011年被任命为IASB副主席。此间他还担任论坛性的各国准则制定机构组织（National Standards Setters，NSS）的主席。 非常可惜的是，Ian就任IASB副主席不久，ASB在2012年7月被并入英国财务报告理事会（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FRC）。由于该理事会还负责审计准则、保险精算准则、公司治理准则的制定以及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工作，因此会计准则制定工作的重要性被削弱，原ASB集中的、精干的会计准则专家队伍也逐步流失。 由于接连爆发严重的虚假财务信息披露和审计失败案件，英国连续发布了几个改革FRC、强化审计监管的专题报告。其中英国政府商业、能源和工业政策国务部长邀请约翰·金门所作的研究报告，建议以有更强监管责权的“审计、报告和公司治理监管局”（Auditing、Reporting and Governance Authority）来取代FRC。FRC已开始向强化监管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是否会被进一步淡化尚难估计。 还需强调的是，作为欧盟成员国时，英国在推动欧盟要求其成员国的上市公司从2005年起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在推动EFRAG积极参与IASB制定IFRS的工作，以及在推动欧盟认可IFRS的工作中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通常情况下，EFRAG其他成员对IASB及IFRS有较大意见时，英国基本上会站在IASB一边，或努力调和欧盟与IASB的矛盾。2020年初，英国正式脱欧，英国与IASB间、EFRAG与IASB间、英国与EFRAG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都是一个未知数：如英国会否重新强化自身的会计准则制定力量；英国及EFRAG和IASB的分歧会否增加；FRC已开始组建认可IFRS的委员会，以后英国准则制定机构及EFRAG在是否支持认可IASB制定的准则方面会否协调一致。一种较大的可能是英国的IFRS利益相关者仍会直接积极参与IFRS的制定工作，对建立和执行好IFRS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英国准则制定机构的直接作用将相对有限。 四、长期稳定的日本影响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振兴后，日本一直在各种国际组织中投入大量资源，努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与趋同工作也一样。主要表现如下： （一）在IASC和IASB组织中占据重要位置 自IASC在1973年成立至IASB在2001年成立，日本始终都在这两个组织及其各类机构中占据重要位置。2000年5月，首届IFRS基金会开始组建，其成员中除美国有五个代表外，唯有日本有两个代表，其他国家或地区都只有一个代表。日本席位的这一安排一直维持至今。基金会成立后，日本代表还多次担任其副主席。IASB、IFRS解释委员会和IFRS咨询委员会中也一直有日本的代表。其中早期IFRS解释委员会还有两位日本代表，IFRS咨询委员会也有多名日本代表。日本代表也曾任IFRS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后，IASB为重大准则项目而成立工作组，或成立报表编制者组织、使用者组织等专业性的组织等时，也同样都有日本的代表。日本金融厅、美国证监会和欧盟还在IFRS的发展中获得了一个特殊待遇，即几乎在所有IASB临时或常设机构中都是官方观察员。2009年IASB原有治理结构之上的监督委员会成立，日本金融厅也是最初参加的五个机构之一，日本金融厅的代表河野正道（Masamichi Kono）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多年。 （二）始终如一慷慨资助IFRS基金会 日本地位的取得相当程度与其保持对IFRS基金会高比例的稳定捐款相关。自IASB在2001年成立起，日本的捐款一直占总捐款额的10%左右。按单个国家计，日本在绝大多数年份捐款一直名列第二；美国减少捐款后，日本的捐款数额曾名列第一，最近几年被中国超越。 （三）积极参与IASB的各种会议 与其他非英语国家的代表一样，日本代表在IASB各种机构中发言的频率、质量和效果当然不能与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或地区的代表相比。但总体而言，日本代表发言仍是比较积极的，质量也较高。日本会计准则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of Japan，ASBJ）对IASB的重要项目，尤其是与日本密切相关的项目总会作精心准备，充分发表意见。如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进其他综合收益”类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日本方面的强烈要求。又如，日本会计准则仍采用商誉摊销加减值的模式，因此，日方仍一直在努力推动IASB恢复商誉摊销。当然，日方也有些强烈建议没被采纳。如日方曾强烈建议在概念框架的要素章明确损益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关系，也曾强烈要求将概念框架的计量章写得更具体明确，以约束IASB今后制定IFRS的行为。但这些要求都没被采纳。 （四）努力促使日本准则与IFRS间的趋同 欧盟成员国等决定从2005年起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后，IASB开始将工作重心之一转向推动中国、美国和日本采用IFRS。日本所执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一是努力实现日本会计准则与IFRS间的趋同；二是允许日本公司在本国市场提供基于IFRS的财务信息（这一政策中国和美国至今没有采用）。 由ASBJ和IASB合作开展的趋同工作是从2005年初开始的。2005年1月21日两会（ASBJ、IASB）发布新闻稿，宣布消除日本准则和IFRS间差异的工作正式开始。工作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限于2004年3月31日双方认可的准则，但不包括IASB与FASB合作项目中的准则、由于各自的概念框架或基本理念不同而存在差异的准则、当前在日本不适用的准则。此后，两会每半年开一次协调会，以推进趋同工作。 ASBJ和IASB颁布新的准则趋同协议，商定双方将努力在2008年内消除2005年7月欧盟在评估日本准则是否与IFRS等效时认定的差异，其余的差异将努力在2011年6月30日前消除。协议不包括当时IASB正在制定的重大准则，但双方承诺在制定这些准则过程中加强合作。ASBJ和IASB半年一度的趋同会议制度一直持续到2013年。 （五）全面采纳IFRS的路线图计划 与中国、美国、印度等大国一样，日本在如何采用IFRS的基本方针上比较谨慎。2002年欧盟决定要求其成员国的上市公司自2005年起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2005年中国决定走与IFRS实质趋同的道路；2007年美国宣布，若外国公司向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供基于IFRS编制的财务信息，就不再需要披露准则差异调节表，此时日本仍处在首相不断更换的政治不稳定时期，也没决定如何采用IFRS的政策。 2008年美国SEC就采用IFRS的路线图公开征求意见后，日本金融厅下的企业会计审议会在2009年颁布日本采用IFRS的路线图计划。据此，日本将从2010年允许部分公司自愿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在2012年做出有关在日本采用IFRS的最终决定；若做出全面采纳IFRS的决定，从2016年起所有本国公司在日本市场上都必须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也不再允许在日本市场提供以USGAA⑦为基础的财务报表。但在美国考虑放弃路线图计划后，日本也在2011年6月宣布放弃全面采纳IFRS的计划。 （六）走出在本国市场采用IFRS的独特道路 在放弃路线图计划后，日本一方面坚持开展与IFRS的短期趋同项目，以为欧盟持续评估与日本准则的等效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从2010年起允许日本公司在本国市场提供以IFRS为基础的合并财务报表。这项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正面效果。 根据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资料：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日本上市公司已由2010年6月的3家上升到2020年6月的225家；此类公司占该交易所股票总市值的比例也由2010年6月的0.5%上升到2020年6月的41.8%，相反，按US GAAP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公司由2010年6月的33家减少到2020年6月的10家；此类公司占该交易所股票总市值的比例也由2010年6月的23.1%下降到2020年6月的4.5%。根据该交易所披露的资料，以上2020年6月采用IFRS的225家公司包括198家已采用了IFRS的公司，16家已决定采用IFRS的公司，以及11家计划采用IFRS的公司，按IFRS和US GAAP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公司数仅占日本上市公司总数的6.4%，但这些公司的市值却占日本上市公司总市值的46.3%，说明采用这两套准则的都是规模较大公司，而采用日本准则的都是规模较小的公司。 （七）努力推动亚大地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趋同工作 IASB在2001年成立后初始几年，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日本在推动亚大地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趋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与IASB理事、高级技术人员一起去中国、韩国等宣传IASB及IFRS，帮助这些国家确定采用IFRS的政策；经常承办IASB在亚大地区召开的会计准则圆桌会；与中国、澳大利亚、韩国等一起在2009年发起成立了AOSSG，以协调本区域对IASB技术工作的意见，推动本区域各国采用IFRS，推动一致执行IFRS的工作，提高本区域财务报告的质量；资助在东京建立IFRS基金会亚洲-大洋洲区域办公室，以成为基金会和IASB在本区域的联系点、研究中心、本区域利益相关者深度合作的平台。 以上IFRS基金会亚洲-大洋洲区域办公室，是AOSSG于2011年11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第三次年会时由来自日本的IFRS基金会受托人提议建立的。尽管成立10年来该办公室已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有关此办公室的定位和具体工作一直有争议，包括与AOSSG的功能是否有重叠，本区域各国经此办公室与IASB联系是否会使效率下降。后日方曾希望此办公室成为AOSSG的固定办公点。但此建议没被AOSSG成员、IFRS基金会及IASB成员接受，因为AOSSG是本区域各国或地区准则制定机构自发成立的组织，而本办公室是IFRS基金会的区域办公室，合二为一显然存在利益冲突。 五、稳步增长的中国影响 2005年中国确立制定与IFRS实质趋同的会计准则的方针。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整套新的与IFRS实质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并要求在2007年起在所有上市公司和部分大型企业中采用。伴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持续趋同，中国在IASB中的影响也在稳步提升。中国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巩固和提升在IASB各级组织和准则制定过程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2005年之前，中国只在IASB的咨询委员会中有一名代表。2005年，原财政部部长、时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会长的刘仲黎成为来自中国的第一位IFRS基金会的受托人。以后任此职的中方代表为原财政部副部长和中注协会长李勇，原财政部副部长和中金公司董事长金立群，及原财政部副部长和现中国会计学会会长朱光耀。2015年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成为IFRS基金会监管委员会成员。目前担任此职的是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 2007~2017年，笔者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第二位来自亚洲的IASB理事。现任IASB理事的是来自财政部会计司的陆建桥博士。2010年，原中海油财务总监李飞龙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IFRS解释委员会成员，新华人寿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杨征现为第二个来自中国的该委员会成员。中国在1997年加入IASC后，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冯淑萍，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杨敏和高一斌先后担任IFRS咨询委员会委员。2012年起，该委员会增加了一个来自中国会计学术界的代表，先后担任此职的是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忠、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陈信元和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刘峰。 中国于2013年成为ASAF的创始成员，先后作为中方代表的是来自财政部会计司的刘光忠、陆建桥和陈瑜。中国专业人士还参加了各种IASB项目工作组，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的谷澍和中国银行的于肖为参加了金融工具减值准则工作组；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的王莺参加了保险合同准则工作组；财政部会计司的常琦和天职会计师事务所的阎磊参加了中小企业IFRS应用组；财政部会计司的冷冰参加了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工作组；中石油的张少峰参加了全球编制者论坛；瑞信中国的唐臻怡参加了资本市场咨询委员会。中国专业人才还参加过其他咨询小组，这里不一一赘述。 在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代表参加IASB各机构活动的同时，中国对IFRS基金会的财务支持也在增加。笔者成为IASB理事的2007年，中国捐款仅9万英镑，占基金会所获总捐款的1%；之后，中国捐款逐步增加，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名列第一。中国对IFRS基金会捐款额与中国对一些大的国际组织的捐款相比极其微小，但对逐步提升并巩固中国对IASB的影响力起到了坚实的财务保障作用。 （二）推动多边会计准则交流和合作 在推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趋同过程中，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了各种多边交流合作机制。其中主要有如下三个机制： 1.中日韩三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三国会议）。这是中日韩三国为顺应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趋同的新形势而于2002年初建立的促进区域交流与合作的机制。会议由三国轮流承办，每年召开1次，会期1天，与会成员包括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代表，以及IASB代表。会议主要交流各国采用IFRS的最新进展和面临的问题，协调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立场。这一机制建立之初，采用IFRS的国家和地区还寥寥无几，除日本外，中国和韩国还很少参加IASB的活动。这一机制对中国在2005年确立实行与IFRS实质趋同的方针，对IASC基金会在2005年任命了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受托人，在2006年任命了第一个来自中国的IASB理事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之后中日韩三国都确定了各自采用IFRS的方针，也成为IASB各种组织的成员，加之AOSSG在2009年成立，这一机制的作用已不那么明显，但三国仍决定保留这一机制，以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 2.AOSSG。2008年10月三个与IASB相关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分别是IASC基金会召开的受托人会议、IASB举办的IFRS论坛及中日韩三国会议。此间，主要是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三国代表和亚洲-大洋洲其他国家的代表，以及来自IASB的代表沟通，建议成立亚洲-大洋洲地区交流合作机制。之后，三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正式联合去信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建议成立AOSSG。在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后，2008年4月，来自这些机构的代表汇聚北京，召开成立AOSSG的预备会议（印度代表报了名，但最终没参加）。2008年11月，第一次AOSSG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现AOSSG已有成员27个，这一机制的创始国则一直是该组织主席咨询委员会的成员。2013年，IASB成立了由主要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代表参加的ASAF。AOSSG主席或副主席国的代表也轮流参加ASAF会议。 3.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作组（Emerging Economies Group，EEG）。2011年，在中国的积极倡导下，IFRS基金会受托人决定成立EEG，以提升新兴经济体在IFRS形成过程中的参与度。EEG聚焦于新兴经济体执行IFRS中面临的问题。目前，参加EEG的国家共有12个，其中11个是参加G20峰会的新兴经济国家，唯一例外是马来西亚。EEG主席一直是IASB理事或高级技术总监，但副主席一直是中国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自成立起，EEG的秘书处一直设在中国，足见中国对这一机制的贡献之大。 （三）确保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 2010年，财政部发布了《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之间持续趋同的路线图》。据此，财政部通过修订现有准则、制定新准则、颁布应用指南与解释等，努力确保中国准则与IFRS一致。2006年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比完整的IFRS要简单，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时的经济业务比发达国家简单得多。然而，从2014年开始，在根据新的或新修订的IFRS制定或修订中国会计准则时，财政部一直在努力使中国会计准则尽可能接近完整的IFRS。可能是担心IFRS中的披露要求与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重复或相抵触，2006年版的中国会计准则有关披露的规定非常有限；而自2014年起新颁布的中国会计准则，几乎吸收了新的IFRS中的所有披露要求。 （四）寻求等效地位 2007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地已实现会计准则等效。联合声明的附录包括双方如何使两套准则保持等效的程序。经过双方共同努力，自2010年起香港联合交易所允许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向投资者提供基于中国会计准则的财务信息。2019年年报时，119家AH公司中有44家选择在香港资本市场发布基于中国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两地财务报告互认的前提是会计准则等效，这对推动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持续趋同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2012年4月11日，欧盟也宣布了中国会计准则与欧盟市场上市公司使用的IFRS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等效性。 （五）施加严厉的监管 为保障趋同准则的有效实施，确保投资者从上市公司获得高质量的财务信息，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沪深证券交易所、中注协以及其他监管机构都努力对会计准则的执行施加严厉的监管，具体包括：每年都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前对企业和审计师等提出严格的要求；在这些报告公布后，全面深入分析执行会计准则的情况，然后根据相关法律或法规对不符合准则者实施制裁。严格执法有助于各方正确理解和执行与IFRS实质趋同的中国会计准则。这反过来又可推动我国各方更积极地参与IFRS的制定，为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重点研究了世界主要国家在制定IFRS中的地位与影响，但IFRS的形成过程不纯粹是大国博弈的过程。事实上，各国在努力推动国际会计准则协调与趋同，制定IFRS这一全球统一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过程中，最先面对的是围绕会计基本理论争论的过程，系列文章之二将对此进行分析、讨论。 注释 ①IASC从1973年起制定的准则称为国际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IAS）。IASB从2001年成立后新制定的准则称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在IASB对IAS做出修改，或以新的IFRS替代之前，旧的IAS仍然有效。为简化起见，本文统称IFRS，特别说明除外。 ②按IASB网站公布的资料，截至2018年，受IASB调查的166个国家和地区中：144个（占87%）国家要求所有或大部分上市公司按IFRS编制财务报表；12个允许所有或大部分上市公司按IFRS编制财务报表；9个只用本国的准则，但其中大多在向IFRS趋同；1个只要求金融机构按IFRS编制财务报表。 ③2001 ~ 2009年曾称为IASC基金会。为简便起见，本文统称IFRS基金会。 ④目前ASAF的其他成员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另有几个代表来自地区会计准则制定者团体，它们是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者组（Asian-Oceanian Standard-Setters Group， AOSSG）、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 Advisory Group，EFRAG）、拉美会计准则制定者组、泛非会计师联合会。 ⑤另四个代表来自如下机构：美国证监会、日本金融厅、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的技术委员会和新兴市场委员会。 ⑥中国捐款额近年迅速上升，并已成为捐款额名列第一的国家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在世界名列第二；二是由于早年发展中国家的捐款是在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基础上打一定折扣确定，以后这一折扣被取消；三是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一的美国自2012年起捐款锐减。 ⑦日本有些特大型公司既在日本也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且在两个市场都向投资者提供按US GAAP编制的财务报表。 参考文献 ［1］FASB and IASB.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The Norwalk Agreement，2002-09-18． ［2］FASB and IASB. A Roadmap for Convergence between IFRSs and US GAAP-2006-2008，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FASB and IASB，2006-02-27． ［3］SEC. SEC Takes Action to Improve Consistency of Disclosure to U. S. Investors in Foreign Companies，2007-11-15． ［4］SEC. Roadmap for The Potential Use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by U.S. Issuers，2008-11-14． ［5］SEC. Work Plan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Incorpora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nto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 for U.S. Issuers Final Staff Report，2012-07-13． ［6］Schnurr James. Remarks before the 2014 AICP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rrent SEC and PCAOB Developments，2014-12-08． ［7］Maystadt， Philippe. Should IFRS Standards be More "European"-Mission to Reinforce the EU'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2013． ［8］Kingman， John.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2019（12）． ［9］ASBJ and IASB. Agreement on the Joint Project to Reduce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ese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IFRS，2005-01-21． ［10］ASBJ and IASB. The ASBJ and the IASB Announce Tokyo Agreement on Achieving Convergence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2007-08-08． ［11］Business Accounting Council. Opin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IFRS in Japan. June，2009-06-30． ［12］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之间持续趋同的路线图，2010． ［13］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和香港会计师公会．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和香港会计师公会有关趋同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联合声明，2007．［14］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Decision of 11 April 2012 Amending Decision 2008/961/EC on the Use by Third Countries' Issuers of Securities of Certain Third Country's 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to Prepare Their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2012-04-11． 作者单位 1.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上海200433；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100084 （来源：财会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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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单位招商银行再度荣膺英国《银行家》“中国年度银行”
我校校董单位招商银行又一次斩获了国际重磅奖项——英国《银行家》“中国年度银行”大奖！ 12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集团旗下《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公布“2020年度最佳银行”（Bank of the Year Awards 2020）评选结果，招商银行斩获“2020中国年度银行”大奖（“Bank of the Year” in China for 2020）！ 这是招商银行继2016年后第二次荣膺该称号，反映出国际权威媒体对招行综合竞争力的高度认可，以及对招行在复杂经济环境中卓越表现的高度肯定。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2020年度最佳银行”颁奖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在全球同步进行，先后颁发亚太区、中东和非洲区、欧洲区、美洲区四个大区的所有奖项。典礼上，英国《银行家》亚洲区编辑 Kimberley Long 宣布招商银行获评“中国年度银行”。 颁奖词中如是说到： “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创新和突破性的市场，一家银行很难做出真正脱颖而出的事情。而今年，招商银行在致力于成为市场领先的交易银行时恰恰实现了这一点。 2019年，该行采取的措施包括升级互联网银行平台，并在招商银行企业App中引入专门的数字分行，对应其44家一级分行。该行还专注于拓宽其供应链融资渠道，引入服务于国内贸易融资产品的发票云。自推出以来，该行已核验了20万张发票，总值超过700亿元人民币（约合106亿美元）。 ……2019年，该行还为各类产品开发了运营指标和数据高度可视化的功能，以及特定群体的用户画像及群组标签。 在新冠疫情期间，专注于改善数字化经营和优化线上产品是该行持续发力并取得成效的主题……” 关于英国《银行家》杂志 《银行家》杂志创刊于1926年，总部位于伦敦，是国内外银行业的风向标杂志，享有广泛的认知度、公信力与权威性，拥有超过9万名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专业人士读者，更是业内顶尖的形象展示平台；其著名的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一直被视为评估全球银行综合实力的标志性榜单。 （来源：招行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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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张为国被聘任为深交所第一届会计专业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日前深交所设立会计专业咨询委员会，进一步凝聚市场智慧，更好发挥各方合力，共同推动提升资本市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保驾护航，保障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先行示范区综合授权改革重点任务扎实推进。 经认真履行相关程序，第一届会计专业咨询委员会委员名单正式产生并向社会公布。11月19日，深交所召开第一届会计专业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座谈会，就委员会如何发挥自律监管与市场之间纽带的作用，如何提升资本市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会计审计监管质效，如何完善打击财务造假等虚假财务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交流。 第一届会计专业咨询委员会共26名委员，分别来自相关部委、证券监管机构、行业协会、高等院校、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证券公司、投资机构及上市公司等单位。委员来源分布广泛，理论水平精深，实务经验丰富，具备履行职责所要求的任职资格。本届委员均为兼职，任期两年。委员将对深交所在发行上市审核、自律监管、业务创新等工作涉及的重大会计、审计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并就加强深市基础制度建设、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开展研究，提供倡导性建议。 深交所负责人表示，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披露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重大市场风险的有效手段，是保障全面深化改革举措落地的重要基石，对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注册制改革强调“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关键是会计信息，核心是会计监管。通过发挥会计专业咨询委员会的功能作用，汇集来自各方面专家的经验智慧，提高企业发行上市审核以及自律监管工作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守住市场“入口”“出口”两道关，确保创业板注册制高质量运行，促进形成资本市场良性生态。深交所将携手各位专家，积极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按照“四个敬畏、一个合力”要求，秉承“开明、透明、廉明、严明”工作思路，深刻理解注册制背景下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要求，主动作为、扎实履职，合力提升资本市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把好“入口关”，畅通“出口关”，持续巩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成果，努力打造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 (来源：深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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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引 沪越融通”—— 绍兴市委组织部及越商大学堂企业家一行走进上财
10月16日下午，绍兴市委组织部及越商大学堂企业家一行走进上海财经大学参访并座谈，校党委书记许涛、副校长方华、相关学院部门负责人及学者会见来访一行。 在“高端智引 沪越融通”校企交流座谈会上，上海财经大学校董、浙江兴力集团董事长张国华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此次参会人员及参访情况。 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周树森介绍了绍兴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期待以此次走进上财的交流为契机，在数字经济、科技金融、企业咨询等多方面能够进一步探索推进校企合作、校地合作。 校党委书记许涛首先对张国华校董及绍兴市委组织部、越商大学堂企业家一行走进上财表示欢迎。他回顾了上财百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与近年来学校取得的成绩。上财的发展史是一部百折不挠的奋斗史，九易其名、十易其址，学校的每一项成就、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他强调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功能，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学校对接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两大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撑，绍兴市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期待双方能继续携手，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经济发展。 座谈会上，双方就“高端智引 沪越融通”主题进行交流，越商大学堂企业家围绕企业发展中的困惑和挑战，从企业管理、科技应用、金融服务等方面展开提问。学校金融与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不同问题作出了专业解答，现场气氛热烈。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作了题为《长三角一体化：未来路在何方》的报告，对长三角一体化的经验路径与未来趋势做出专业解读。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对新的历史机遇，长三角地区城市应加强政府间合作，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和质量，补齐短板，形成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保障。 最后，方华副校长发表总结讲话。他表示大学是企业家的摇篮，企业家的到来为大学出新添彩，丰富校园文化。学校将会深化交流，增加企业家与学校师生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加强融入互动；强化联系，持续搭建校企交流平台，结合企业发展需求，积极延展合作边界；汇聚资源，开拓思路，共同谋划，实现共同发展。 会前，绍兴市委组织部领导、越商大学堂企业家一行在上海财经大学校领导陪同下参观了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及校史馆。 我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庆生、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刘莉亚、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海量、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电子商务中心主任劳帼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数据库主任闵敏、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合作发展处副处长杨擎宇、科技园副总经理郑积彩、合作发展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家瑞、合作发展处校董会办公室主任马纪出席以上活动。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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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多家校董单位上榜2020中国企业500强
9月28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2020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会议主题是“育新机、开新局：变革中的大企业发展”。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作主题报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秘书长彭华岗，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弘，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等领导出席会议。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主持会议。 在论坛中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正式出炉，上榜企业的营业收入门槛已经提升至359.61亿元。本届入榜的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86.02万亿元，同比增长8.75%。其中，制造业238家，服务业181家，其他行业81家。先进制造业增加6家，黑色冶金等传统制造业企业不断减少。“千亿俱乐部”继续扩容，营业收入在1000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增至217家，净增23家。 在此次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我校校董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5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7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9名）、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43名）、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第47名）、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48名）、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220名）荣登榜单。 从2020中国企业500强的数据分析来看，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规模和效益增长态势良好。2020中国企业500强实现营业收入86.02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6.92万亿元，增速为8.75%；实现净利润38924.14亿元，比上年增加3603.19亿元，增速为10.20%。 二是结构调整继续深化。2020中国企业500强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增加了6家和8家，而传统制造业企业有所减少。 三是研发创新成效明显。2020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保持持续增加态势，研发强度维持在1.61%，达到历史最高值水平；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的比重为39.08%，比上年500强提高了2.47个百分点。 四是国际地位更加突出。2020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为133家。其中，内地上榜企业为121家，比上年增加5家。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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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多家校董单位上榜2020中国企业500强
9月28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2020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会议主题是“育新机、开新局：变革中的大企业发展”。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作主题报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秘书长彭华岗，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弘，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等领导出席会议。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主持会议。 在论坛中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正式出炉，上榜企业的营业收入门槛已经提升至359.61亿元。本届入榜的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86.02万亿元，同比增长8.75%。其中，制造业238家，服务业181家，其他行业81家。先进制造业增加6家，黑色冶金等传统制造业企业不断减少。“千亿俱乐部”继续扩容，营业收入在1000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增至217家，净增23家。 在此次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我校校董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5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7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9名）、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43名）、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第47名）、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48名）、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220名）荣登榜单。 从2020中国企业500强的数据分析来看，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规模和效益增长态势良好。2020中国企业500强实现营业收入86.02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6.92万亿元，增速为8.75%；实现净利润38924.14亿元，比上年增加3603.19亿元，增速为10.20%。 二是结构调整继续深化。2020中国企业500强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增加了6家和8家，而传统制造业企业有所减少。 三是研发创新成效明显。2020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保持持续增加态势，研发强度维持在1.61%，达到历史最高值水平；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的比重为39.08%，比上年500强提高了2.47个百分点。 四是国际地位更加突出。2020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为133家。其中，内地上榜企业为121家，比上年增加5家。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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