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校董单位东方证券步履不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金融机构担当
当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积极有力的行动来面对挑战，证券行业也需要大力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本职，扩大视野，传递“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证券行业文化。 面对严峻的疫情考验，我校校董单位东方证券已通过捐赠、志愿服务来助力上海防疫战疫，东方证券及全资子公司东证期货、东证资本、东证创新、东方投行等纷纷通过上海东方证券心得益彰公益基金会，为一线医务人员和核酸检测工作人员提供津贴和物资。东方证券近日发布的《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也向我们展示出，其多年来是如何坚持以实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在服务实体经济、助力绿水青山、回馈员工社会等方面，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尝试。恪守“金融为民” 以专业实力和稳健运营服务实体经济 东方证券恪守“金融为民”的初心，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稳健经营、守正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 2021年，东方证券有的放矢，在科技、环保、ESG等领域加强对优秀企业的服务力度，重心明确地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在融资领域，东方证券鼓励并支持“硬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取得发展，2021年东方投行协助和辉光电登陆科创板，为其筹得资金81.7亿元，为年内A股市场融资规模第二大的科创板项目。在投资领域，东方证券多年来坚持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理念，将对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责任纳入投资决策考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权益类自营投资决策体系，去年新增了可持续发展主题投资策略，以推动参与绿色债券投资，关注清洁能源、新能源行业等符合可持续发展主题的投资标的。2021年，东方证券参与交易绿色债券301.24亿元，抗疫国债136.99亿元，碳达峰、碳中和债215.17亿元，乡村振兴债券74.28亿元。 同时，东方证券准确把握“合规是底线，诚信是义务，专业是特色，稳健是保证”的行业文化核心理念和重要内涵。 2021年，东方证券制定并发布《关于加强公司合规与风险管理垂直穿透管理方案》，更清晰地界定了一、二道防线的责任边界，并集中开展“砥砺奋进新时代 合规风控伴我行”系列警示教育活动，向员工分享合规风控文化理念、外部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要点、员工合规执业应知应会、内外部典型监管处罚案例等。 东方证券始终坚持“全员合规、风控为本”的风险管理理念，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搭建了清晰合理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构筑全面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并于2021年加速推进全面建设集团风险并表管理工作。绘就“和谐之美” 以强大资源和切身行动助力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造“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策。东方证券积极履行金融机构的绿色责任，将低碳的发展理念贯穿于自身战略、业务创新和企业运营中，服务构建低碳绿色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东方证券进一步完善可持续发展管理架构，成立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将可持续发展与公司战略发展相结合，统筹推进ESG工作。东方证券正式发布自身可持续发展规划，并发布自身及投融资组合的碳中和目标及规划，计划以2020年为基准年，力争到2025年实现运营层面碳中和、到2060年实现投资组合净零排放；于“ 十四五”期间，通过投资、融资业务的方式引导4500亿元资金进入可持续发展领域，可持续投融资年均增速不低于9%。 2021年，东方证券MSCI ESG评级从BBB级提升至A级，并获新纳入恒生 A股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东方证券《ESG推进上市证券公司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也获评中证协优秀重点课题。 随着国家“3060”目标的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也成为东方证券在业务开展中逐步形成的共识。近年东方证券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等方式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持，支持中国碳中和目标的稳步推进。2021年东方证券主承销11支绿色债券，帮助企业融资150.13亿元；其中碳中和相关债券8支，帮助企业融资120.07亿元。 2021年3月，东方证券发行“申能租赁2021年度第一期申金-安瑞绿色定向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碳中和债）”，这是全国首批、上海首单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产品。经计算，该产品基础资产涉及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项目，与同等火力发电上网电量相比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10.56万吨。东方证券碳中和指数正式发布 金融与环保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支持，东方证券还在努力推动环保与金融之间的相互促进。2021年9月，“东方证券碳中和指数”发布，这是中国首个针对A股上市公司研发的碳中和指数，旨在反映对“碳中和”具有主要贡献的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变化。 多年来，东方证券十分关注自身运营对环境的影响，并倡导员工推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2021年，东方证券创新启动“减塑计划”，携手国内可持续生活方式品牌抱朴再生打造“零废弃”大楼和“零废弃”活动，开展“世界地球日”主题活动等宣传项目，并将废弃物再生为可利用产品，推出了一系列环保再生产品。悦享“人本之美” 以乡村振兴和健康职场回馈员工社会 多年来，东方证券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公司员工、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员工关爱、乡村振兴、公益项目等工作。 东方证券通过不断完善激励约束和民主管理，搭建员工与公司间的沟通桥梁，激发干部员工建功立业的内在动力。 东方证券构建了激励与约束并重、长期与短期兼顾的制度机制，实现有效激励与问责监督相统一。公司探索建立了合理有效的长周期考核评价体系和收入分配机制，通过任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并充分利用薪酬递延、风险金、员工持股计划等工具，有效开展中长周期绩效考核与激励约束工作，并将员工廉洁从业、合规执业、诚信执业、践行行业和公司文化等纳入绩效考核与人事管理体系。 为推进民主管理，东方证券建立健全并落实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着力搭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2021年，东方证券组织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选举产生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签订新一轮集体合同。 同时，东方证券主动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东方证券及旗下子公司与19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2021年东方证券共计对外捐赠3,959.4万元。内蒙古莫旗的果农正在采摘“东方菇娘” 东方证券坚持产业帮扶为主的扶贫思路，帮助湖北五峰、内蒙古莫旗等地发展茶叶、菇娘果等特色产业，因地制宜进行产业帮扶，去年更采用直播新形式和环保新理念，优化乡村振兴举措。东方证券心得益彰公益基金会专注于东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儿童艺术教育的发展，先后开展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保护、“西遇知美丨敦煌”计划、乡村小学艺术教室等项目。 金融机构如何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发挥出应有的能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一张仍未完成的答卷。东方证券希望继续拓展和延伸履行社会责任的范围，主动融入国家战略，通过稳健经营、守正创新，为实体经济、社会百姓提供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树立证券行业健康积极的社会形象。来源：第一财经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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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单位浙江丽水中欣晶圆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大直径硅片外延项目封顶
5月8日下午，浙江丽水中欣晶圆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大直径硅片外延项目封顶。市委常委、副市长楼志坚宣布丽水中欣晶圆大直径硅片外延项目封顶，丽水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志伟，我校校董，Ferrotec（中国）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浙江丽水中欣晶圆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贺贤汉致辞，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陈磊主持封顶仪式。 浙江省交通银行、市金控公司、人保财险公司、光谷黄冈科技产业园、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等领导嘉宾共同见证该项目重要时间节点。 丽水中欣晶圆外延项目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双招双引”战略性先导工程的重点项目和样板工程，是丽水第一个由国内硅片生产龙头企业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是丽水培育半导体全链条产业的龙头项目，已成为了丽水半导体全链条产业的一张“金名片”。该项目总投资40亿元，将在经开区首期建设年产120万片8英寸（以特殊需求外延片为主）、年产240万片12英寸外延片生产线，未来可扩产至8英寸年产240万片、12英寸年产360万片，全部达产后年产值50亿元左右。日前，丽水中欣晶圆外延项目正式纳入2022年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去年11月17日，丽水中欣晶圆外延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后，迅速进入基础施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仅用88个工作日，该项目便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 “大直径硅片外延项目顺利封顶，标志着本项目建设工程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为后续施工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承建丽水中欣晶园大直径硅片外延项目的苏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贤鹏表示，自今年2月10日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公司克服不利天气影响和严峻的防疫形势，提前策划和准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了项目顺利实现封顶。“我们将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进一步严把质量关，加强安全管理，加快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作为日本Ferrotec集团继中欣晶圆杭州项目之后单体在中国投资的第二大项目，我校校董、丽水中欣晶圆董事长贺贤汉对丽水中欣晶圆外延项目高度重视、不辞辛劳，每半个月亲自到现场工地指导。“与杭州、上海等地中欣晶圆项目相比，丽水建设速度最快，值得称赞。”贺贤汉激动地说，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建设速度如此之快，得益于丽水市委市政府、丽水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大力支持，开设各种“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帮助企业解决难题，为今年11月项目顺利竣工提供了坚强保障。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经开区组建工作专班，汇聚各部门服务重点项目的合力，健全重点项目综合调度机制，围绕中欣晶圆外延项目建设节点，实行“桩基先行”、积极协调周边空闲地块用于该项目建设施工管理用房建设、工程调整即时即办、解决物流运输和建设所需生产材料供应难题等，为项目平稳有序建设提供一系列的全方位、全过程服务，确保项目“零障碍”施工，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项目达产后将助力丽水跻身到国内外延片产能‘第一梯队’，成为国内高端外延片生产产区。”丽水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志伟表示，经开区将坚定厉行“丽水之干”，全力服务好、保障好丽水中欣晶圆外延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提前投产。同时，经开区将继续落实好“双招双引”战略性先导工程，深化与中欣晶圆的全方位战略合作，持续扩大合成成果，最终形成“重大项目+产业链+现代集群+未来基地”的发展格局。转载自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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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如何扭转“需求收缩”的局面？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4月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时则指出，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对经济平稳运行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对于当前经济形势，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全面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那么，全年5.5%的增长目标如何实现？宏观政策怎样发力稳经济？基建投资拉动作用有多大？发钱能否促进消费？对此，我校校董、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走势应该会显著好于上半年。谈及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其认为，不能把基建投资看成稳住经济的万能钥匙。至于促进消费，单纯靠发钱作用不大，其核心仍是要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关键还是要通过税制改革。 以下为李迅雷校董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主要内容。预计今年经济走势“前低后高”——下半年有望显著上升 新京报贝壳财经：按照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8%。这样的GDP增速低不低？从一季度表现来看，全年5.5%的增长目标如何实现？ 李迅雷：4.8%这一增速超过分析师们的前期预测值，对全年5.5%的目标来说是偏低的，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后面三个季度的增长就必须有一个显著的上升。 一般来讲，如果没有疫情、没有俄乌冲突的话，今年的经济会是前高后低的走势， 5.5%的增长目标也是能实现的。但是现在有了俄乌冲突和国内疫情的多点暴发，影响到一些经营和生产活动，导致我们实现5.5%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 另一方面，我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走势应该会显著好于上半年。因为二季度经济受疫情影响更加严重，如果坚持目前的“动态清零”防控政策，二季度应该能够把疫情控制住，生产经营活动会逐步恢复正常，这样的话今年下半年经济有可能会显著上升。 所以此前我们预期今年的经济走势是前低后高，现在来看可能会变成前更低后更高。 新京报贝壳财经：是否有必要将二季度的增速提上来？ 李迅雷：客观来讲，我预计二季度的增速应该会比一季度略低一点，因为考虑到疫情的因素，当然不会低很多，因为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并不高。 而且，经济政策的效果有滞后性，不是说政策一开始执行就立竿见影，比如基建投资，一季度政策发力，见效也要等到三四季度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表述是“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不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所以我认为，不要把GDP增长目标这个数据看得太重。到2035年之前平均每年的GDP增速在4.6%-4.7%之间，大概就能实现2035年的目标。不能将基建当作稳经济的万能钥匙 新京报贝壳财经：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3月出现下滑，在三大类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在3月份双双走低，基建投资增速则在3月份延续回升态势。我国的基建投资空间是否充足？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有多大？ 李迅雷：基建投资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过去在三大类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是最高的，其次是房地产投资，再次是基建投资，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因此，单一靠基建投资让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也不现实。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抓住“有效投资”，我认为指的是乘数效应比较高的投资。现在的基建投资里有一些民生工程，比如农田水利的建设、城市管道的更新换代等，这些项目对于老百姓是有好处的，但并不会带来很高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所以，基建投资有效的关键是乘数效应要高，要能够传导到其他相关的行业去。 总的来说，不要对基建投资给予过高预期。日本当年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也大力发展基建投资，高速、铁路、大桥、隧道、机场等建了很多，但并不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最终还是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我们也不能把基建投资看成稳住经济的万能钥匙。所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有效投资”，并不是为了稳增长而去盲目投资，没有什么好投的硬要投，这样就是浪费钱财，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增大了债务压力，所以，基建投资也要提高它的效能。 新京报贝壳财经：乘数效应高的投资具体包括哪些？ 李迅雷：比如新动能方面的投资，包括新能源、5G、特高压输变电，还有东数西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比传统基建，新基建的乘数效应会高一些。 新京报贝壳财经：加快开展、超前开展基建投资的过程中，是否会衍生出地方债务上升的问题？ 李迅雷：地方债务水平和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确实是一个约束条件。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都是偏高的，如果为了稳增长而快速开展基建，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就可能会出现问题。要看项目投下去能否产生现金流，如果投下去连利息都支付不了，那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就会越来越高。 关键还是要看投的是什么。去年很多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资金没有用完，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好项目。现在投资的核心在于项目，钱是有的，关键是能不能找到好项目。 新京报贝壳财经：为何出现有钱但是没有好项目情况？ 李迅雷：这是多种因素决定的。过去的基建投资回报率较高，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现在不一样了。比如，我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是全球第一了，现在再去修高速公路，修一条亏一条。而且，中国高铁总里程也已经占到全世界的2/3。 实际上，中国的基建投资规模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前的。中国是个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前些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80%。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是偏低的，而我国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基本上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左右。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经济结构均衡的角度来看，应该降低投资的占比，提高消费的占比？我们现在又面临增长的一些压力，所以重心又回到了投资上？ 李迅雷：是的，因为投资多了消费就少了。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依赖于投资。我们的经济现在还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抓手。 每个国家的模式不一样。中国是居民储蓄高、消费少，美国是居民储蓄低、消费多，美国是靠消费来拉动经济。但美国也有它的问题，美国也想搞基建，他们有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但是国会不同意大规模搞基建。 在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结构之下，现在为了救急稳增长，还是得靠投资拉动。 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不得不转型。我国过去依靠投资拉动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产能也是全球第一，但现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劳动力成本也上升了，今后，中国企业或国外企业对在中国的投资意愿可能会下降，这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模式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没有一种增长模式是一劳永逸的。促进消费要靠提高居民收入——关键是税制改革 新京报贝壳财经：我国今年一季度的消费数据比较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3.3%，其中3月单月社零同比下降3.5%，是这一增速在17个月后再度转负。政策要促进消费应该如何发力？发现金和消费券两种模式能否促进消费？ 李迅雷：促进消费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单纯靠发钱实际上也提高不了多少。如深圳发了5亿元的消费券，与中国香港700多亿港元的消费券相比，显然作用不大。我国要整体大规模发消费券也不现实，而且发一两次也解决不了问题。 提高收入关键还是要通过税制改革。现在我国税收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收入者交的个税特别少。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是个人所得税，个税占联邦税收收入比重达到45%，而个税最主要的部分是高收入阶层交的。这是美国政府可以给老百姓发钱的原因，相当于政府把高收入阶层的钱拿过来，发给普通老百姓，这样缺乏储蓄的老百姓有钱了，原来消费不起的人也有消费能力了。 与之相较，个税在我国税收中的比重只有7%。这体现出我们还没有做到向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原先的居民收入差距就偏大，个税又没有起到非常有效的调节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只靠给老百姓发消费券，要缩小收入差距的难度也很大。 这个问题短期很难解决，只能在长期解决，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中，使得居民的收入结构更加合理，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消费起来。我们提出的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目标，如果实现共同富裕了，消费也就能起来了。还是要靠长期的改革。 如果要发消费券，我认为最好是定向发，但是操作难度比较大，容易引发争议。普遍性地发争议比较小，但会带来比较大的政府支出压力，假设要给14亿中国人每人发1000元，一共是1.4万亿。经济下行时财政政策作用更大——企业纾困最终在消费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去年到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被着重强调。相比货币政策，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和效果有何不同？财政政策的增量政策工具，可能的选项有哪些？ 李迅雷：经济下行时，财政政策的作用比货币政策的作用要大。打个比喻，货币政策像一条绳子，要收紧容易，要推是推不动的。而财政政策是真金白银投下去。而且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现在我国降息没有太大空间，而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相比之下财政政策效用更强。 财政的增量政策工具，如经济下行压力大，可以调整中期预算。现在预算已经确定了，等到中期的时候可以再调整，再追加，比如以增发国债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支出。今年的财政支出力度已经比去年有大幅提高，去年的实际财政支出几乎零增长，今年按照预算来看增长接近10%。 新京报贝壳财经：我国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是否受到美联储加息的一定制约？货币政策还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李迅雷：我国宽松还有空间，降息比较难，但可以降准，还有再贷款，还有公开市场业务，如通过逆回购来投放资金。这些工具可以发挥应有作用。 关键不在于使用哪些工具，而在于资金投放出去之后的效果，企业是否愿意投资扩产，居民是否愿意买房，有信心去扩大消费。包括降低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这些刺激不见得非常有效，关键是看居民的购房意愿。 新京报贝壳财经：事实上疫情发生以来，金融体系有非常多支持小微企业的措施，扩大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但是在消费疲软的情况下效用几何？ 李迅雷：这些措施短期救急是有用的，给企业纾困，解决眼下的困难，但长期来讲，还是回到消费的问题。 我在2016年研究过关于国内马桶（抽水式坐便器）普及率的问题，当时发现中国至少有6亿人口未使用的抽水式坐便器。这说明中国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我们现在存在的收入结构问题。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大约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35%，说明我们的高端消费没有问题。按照10%的人口比例计算高收入人群，也有1.4亿人，超过日本人口规模，这些人的消费能力很强，是全球高端消费最大的购买者。但我国的中低端消费水平比较低，增长也比较慢，还是源于我国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 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了，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我们的提法都是对的，关键在于执行和落实好。疫情防控是确保长期发展——防疫成功海外订单应会回流 新京报贝壳财经：除了疫情等国内因素外，我国还面临着一些外部扰动，包括俄乌冲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紧、国际大宗商品涨价等。这些外部因素如何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和政策？ 李迅雷：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们的上游企业是受益的，但是中下游企业成本上升，产品价格又很难涨，因为本身国内需求就不足。这也是为什么我国PPI很高，而CPI不高，因为上下游传导不畅。 宏观政策方面，现在是大家都比较关注拉动基建，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还是不够全面，在促内需方面，基建和消费要一起抓。 新京报贝壳财经：如何看待部分东南亚国家进出口正在快速增长？ 李迅雷：中国过去两年经济增长势头比较好，主要因为是防疫比较成功，海外订单就流到中国来了。现在的奥密克戎很难防，部分订单又从中国流失到其他国家。 要平衡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短期内可能需要承受订单流失的损失，但防控疫情是为了确保长期发展，如果我们防疫成功了，那么订单还会回来。转载自李迅雷金融与投资公众号来源：新京报贝壳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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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房地产供应商品牌力指数重磅发布！我校校董单位东南电梯入围电梯类品牌力TOP10
中国品牌日 从制造到创造、从速度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牌，中国品牌正迎来一个新时代。 第六个中国品牌日，《中国房地产报》特推出“中国房地产供应商品牌力指数”。我校校董单位东南电梯凭借自身技术硬实力，成功入围品牌影响力指数前十企业。强国有我 品质东南 东南电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连续7年蝉联“2022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TOP500首选供应商·别墅电梯”第一名、“2022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TOP500首选供应商·电梯类”、“2022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TOP500首选供应商·民族电梯品牌”。 东南电梯作为垂直交通系统解决方案的运营商、中国民族电梯的领先品牌，以民族品牌发展为己任，不断开拓进取，为中国电梯品牌高质量发展奉献力量。转载自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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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疏通“毛细血管”，才能有效激活复工达产
目前上海已确定两批复工复产企业“白名单”，多家大型公司公开表示“已开始有序复工复产”，但也有部分中小企业反馈复工进展不顺，甚至还有千里之外的东北上市公司反映，因长春与华东之间物流受阻，公司4月份销售直线下降。 4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稳就业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采取更有力的举措稳就业。这次会议部署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要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产。 疫情对企业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如何？其中又有哪些堵点、难点、痛点亟待解决？有哪些政策建议？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校董、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表示有效复工复产需要宏观统筹、综合施策，将“毛细血管”疏通才能有效激活复工达产，要站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高度看待复工达产。 上海证券报近期开展了以长三角区域上市公司为主要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探究上市公司复工复产实况。截至5月7日，共收到667家上市公司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逾九成被调查企业反馈受到疫情影响；半数以上被调查企业目前复工率低于90%；上海企业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约49%企业反馈复工复产率不足30%。企业反映最大的问题是：疫情致使公司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在线调查：667家上市公司积极反馈 在667家有效反馈的公司中，长三角区域的上市公司占比95.2%，其中上海142家、江苏258家、浙江200家、安徽35家；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498家，占比74.66%；国有企业119家，占比17.84%；剩余50家为中外合资企业。(见图一)图一：667家企业所有制形态 667家上市公司中，约92%的企业表示疫情对公司产生影响，其中37.18%的企业表示已产生很大影响。(见图二)图二：疫情对企业影响程度 进一步看上海上市公司情况。截至5月7日，接受问卷调查的142家上海公司中，48.89%的公司复工复产率不足30%，复工复产率在90%以上的公司约11%，复工复产率在30%至60%之间的公司占16.90%，复工复产率在60%至90%之间的公司占23.94%。(见图三)图三：上海上市公司复工复产进度 复工复产率较低的主要问题出在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疫情对企业经营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次调查数据显示，72.41%的受调企业反映疫情致使“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62.82%的受调企业存在“人员流动受限，生产研发销售滞后”；32.23%的受调企业“因防疫需求停工停产”；还有9.3%的受调企业已经出现“资金链紧张，周转困难”的情况。(见图四)图四：疫情对企业产生的主要影响名义复工不等于有效复工 复工率并不能体现有效复工的程度。不少半导体企业在封控前便作了充足准备，尽力维持生产。这些公司被认为是处于复工复产状态。 上海复工复产“白名单”持续扩容，复工率数值不断提升。但调查发现，一家企业真正复工的标准是什么，连“白名单”企业自身都有困惑。 在首批666家“白名单”企业中，有368家实际上一直维持封闭“在生产”状态，占比超过55%。其中，不少半导体企业在封控前便作了充足准备，尽力维持生产。这些公司被认为是处于复工复产状态。从调查情况看，有效复工复产目前还不太乐观。企业心声：多措并举畅通物流，减税降费激发活力 针对复工复产中遇到的现实困难，以及疫后经济恢复可能面临的挑战，667家企业也通过问卷调查吐露心声：畅通物流、财政支持是企业亟待解决的两件心头大事。参与问卷调查的多数企业呼吁：在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前提下，要让各地防疫政策更加透明，针对物流运输及人员流动管控出台全国统一政策；在加快产业链全链条复工复产，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和服务方面，坚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探讨落实互联互通、互认互信的解决方案，有效杜绝地方各自为政、层层加码等问题，力促政策政令畅行无阻。 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其中强调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财政政策在援企纾困、兜底民生方面的作用突出，对冲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众多企业共同期盼的“甘霖”。 数据显示，91.75%的受调企业建议出台疫情期间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75.41%的受调企业建议政府部门提供针对疫情停工及防疫工作的补贴；61.17%的受调企业建议出台疫情期间五险一金延期支付的扶持政策；近50%的受调企业建议出台疫情期间银行贷款利息延期支付的扶持政策。(见图五)图五：企业在疫情期间的诉求和建议 疫情结束后如何帮助企业恢复元气？对此，大部分企业期待政府给予相应扶持政策。例如，74.66%的企业希望得到支持缓缴或减免社保的政策；58.47%的企业想得到支持企业创新的扶持政策；53.07%的企业想得到缓解现金流压力的扶持政策。(见图六)图六：疫情后企业希望得到的扶持政策 企业期待的也正是高层关心的。 5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举措，以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确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措施，助力稳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会议特别强调，抓紧把已确定的退税减税降费、缓缴社保费、物流保通保畅、推动企业复工达产等政策举措落实到位。确保6月30日前全部退还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存量留抵税额，符合条件的中型企业退税也要提前到这一时限完成。学者意见：站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高度看待复工达产 在积极推动上海企业复产同时，要主动去帮助带动江浙皖地区企业复工复产，在共同战“疫”中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校董、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表示，通过此次疫情影响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上海这座城市对整个经济辐射能力及影响力之大。上海不仅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的中心，还连接着大部分产业链。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个市场主体都不是单一运行的，部分“白名单”企业的复工复产之所以存在诸多困难，是因为产业链上的其他市场主体还没有被激活。 “封控状态下大部分物流断裂，实际上是将整个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切断了。在此状态下，复工复产中的人、物无法正常运转，生活保障受限，必然会影响复工复产的整体效果。”刘晓春认为，有效复工复产需要宏观统筹、综合施策，将“毛细血管”疏通，才能有效激活复工达产。 刘晓春还提出，要重视此次疫情带来的衍生性问题。例如未来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高端人才、外籍人才外流，这可能会对复工复产后的企业发展带来更大挑战。 对此，刘晓春建议要站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高度看待复工达产。在积极推动上海企业复产同时，要主动帮助带动江浙皖地区企业复工复产，在共同战“疫”中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刘晓春认为，政府要加大对复工复产企业的扶持力度。例如，对凡是2022年注册的企业实行一年免税、两年税收减半的政策，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在上海落户展业；同时对存量企业采取相应的税收优惠；还可以通过数字货币方式给上海常住人口发钱，拉近政府与老百姓的距离。“稳住企业、稳住人心，才能让疫情后的整个市场迅速活起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盛松成分析认为，由于这一轮疫情波及面较广，叠加市场主体预期转弱，其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但凡事都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已经积累的抗疫经验将使政策的应对更加成熟。因此应尽快遏制疫情的扩散蔓延势头，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减税降费是直接有效的方法。上亿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就业创业，保市场主体就是最大的保就业、保民生。企业能生存，就业就会有保障，就能提高收入、促进消费，形成良性循环。”盛松成表示。 微观看，对上海及周边企业来说，物流遇阻是最大难点；宏观看，对中国经济来说，上海疫情是年度极大难点，动态清零之后，就能清除这个难点！所以要看清形势、统一思想，鼓舞信心、落实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日召开的会议指出，“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转载自高金智库SAIF ThinkTank公众号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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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李迅雷：今年经济“前低后高”，宏观政策将在下半年见效
A股大盘失守3000点后，近两日上证指数虽翻红反弹，但上证指数依然在3000点以下小幅震荡。对此多家机构发表观点称，当前已是A股底部区域。 如何理解当前的宏观环境？如何评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企业基本面表现到底如何？中央财经委会议为何专门研究基建问题？股票市场信心如何恢复？ 4月28日上午，第一财经针对上述问题对话了我校校董、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他看来，一季度密集出台的宏观政策，将在下半年逐步看到效果。 第一财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5%左右。目前伴随疫情多地散发，市场对经济增长情况有所担忧。你对此怎么看？ 李迅雷：去年以来，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不是那么友好。包括俄乌冲突、原油价格上涨、全球通胀居高不下、疫情反复等等，所以5.5%的经济增长目标总体合理。 我们对经济回落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所以，也及时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多管齐下稳定经济。 特别是财政政策上表现显著，按照全国两会财政预算报告来看，财政支出增速要达到10%左右。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诸多举措，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对绿色信贷的投放、支持房地产的合理融资需求等等。 除了财政、货币政策，其他宏观政策也是配套调整的。今年提出不再出台收缩性政策，比如房地产税政策就推后了。 第一财经：你对二季度和下半年经济预期如何？ 李迅雷：从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以及上市公司一季报来看，基本面还是比较不错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也还是比较支持资本市场稳定的。二季度恐怕面临一定压力。 但是，我们不能把当前形势看得过于严峻，认为今年就这样了，还是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我对下半年还是比较乐观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整个疫情的发展态势是在减弱的。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恢复正常，疫情发展整体进入后期，多个中央部委加大对物流通畅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支持，我预计后期防控政策也会不断优化，未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会降低。 目前也可以看到疫苗研发取得的明显进展。4月26日，国内自主研发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临床批件。预计5月下旬，整体的疫情应该就会过去。 其次，政策出台集中在一季度，那么下半年政策效应才会逐步显现出来。特别是基建政策，投资下去可以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拉动作用会非常明显，关联行业会受益，对就业也会起到积极作用。今年整个经济肯定是“前低后高”。 第一财经：去年以来已经召开多场有关“稳增长”的高级别会议，同时宏观政策也密集出台，但是对市场而言，更期待看到的是政策的落地。4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在你看来，这对基建投资政策的具体落地，有何指导意义？ 李迅雷：基建投资的拉动，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去年底我们就提出加大基建投资，并且要“适度超前”，而且今年财政预算也早就定下来了。 但是，中央财经委会议专题来讨论基建问题，还是比较罕见的。通过这次会议，让大家可以清晰看到，基建将在哪些方面发力，对地方政府落实执行，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会议要求来看，传统基建要拉动，新基建也要拉动。这就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后劲。基础设施完善，各大产业发展也会更加顺畅。 传统基建方面，像城市管道更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铁路公路等，都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新基建方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5G、高压电网、轨道交通等，也会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这也有助于中国经济动能的转换，对稳增长目标的实现，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第一财经：中央财经委会议在部署基建投资安排的同时，还提出“要引导好市场预期，讲清楚政策导向和原则，稳定市场信心”。这是否是针对资本市场的表态? 李迅雷：肯定是包括资本市场，但不完全是资本市场。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预期转弱，对股市而言，风险偏好会下降，估值会下移；对实体经济来讲，投资意愿会下降，投资信心不足；对老百姓来讲，收入预期下行，消费意愿下降，防风险意识会增强，扩大消费、消费升级方面都会下降。 对当下经济来讲，我认为这三重压力，最需要改变的就是预期。对资本市场同样如此。 今年3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提出了多项具体举措。4月22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当前市场关注的重点敏感问题，研究应对措施和政策储备，对近期国务院金融委有关安排进行再落实、再推动。 对资本市场而言，最关注的就是相关政策的落实。伴随政策逐步落地，预期也会改变，信心逐步恢复，估值水平也会得到提升。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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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存款规模翻8倍，我校校董单位苏州银行巩固地区第一梯队地位
从扎根一隅到花开全省，从翻牌改制到A股上市，从一家农信社到成长为长三角地区一股优质金融力量，我校校董单位苏州银行十余年孜孜耕耘，以独有的“苏式匠心”，书写了一段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助力区域腾飞的奋斗历史。 近日，我校校董单位苏州银行发布2022年一季度报告。令人注意的是，截至报告期末，苏州银行存款规模突破3000亿元大关，达到3016.89亿元，较年初增长8.39%。从成立之初的300多亿，到如今的3000亿，苏州银行在十余年间，深耕本土，加快构建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利用地缘优势拓展市场份额，争先进位，争做苏州地区主流银行。苏州市存款市场占比同某国有银行苏州分行相比，从2010年仅为该行的14%，到2022年接近该行的40%，苏州银行奋力缩小与国有大行之间的差距，跻身并不断巩固苏州地区银行业第一梯队地位。根植苏州，面向江苏，融入长三角，苏州银行将“以小为美、以民唯美”的经营理念融入发展基因，以事业部变革焕发体制机制活力，以数字化转型打通全行经营“脉络”，以伴随成长式服务诠释“苏式匠心”，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 一季度，苏州银行实现存贷两旺，资负结构保持稳定。资产端，贷款规模较年初增长7.59%，其中公司贷款1466.17亿元，较年初增长7.17%；个人贷款825.72亿元，较年初增长7.98%。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不断冲击，苏州银行持续为实体经济发展输血供氧，不断加大小微、民营、制造业及绿色贷款投放。负债端，公司存款采用同业差异化利率政策，提升业务竞争力，扩大市场影响力，推动公司存款规模的稳步增长，公司存款1502.36亿元，较年初增长4.71%。个人存款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充分运用理财释放效应与代发沉淀效应，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和网点的产能提升，推动个人存款的持续增长，个人存款1304.55亿元，较年初增长13.15%。截至报告期末，苏州银行资产总额4971.81亿元，较年初增长9.75%；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0.01亿元，同比增长5.01%；归母净利润10.73亿元，同比增长20.56%；不良贷款率0.99%，创上市以来新低，较年初下降0.1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463.64 %，较年初提升40.73百分点。一个个数字都透露着苏州银行坚定战略理念、提升经营质效、夯实资产质量，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决心与信心。 苏州银行将持续深化战略引领，围绕“5441”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全面数字化转型、事业部变革2.0优化、人力资源体系重构、重点区域发展提升四大工程，致力于打造新时代普惠银行，诠释作为本土法人城商行专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心系百姓民生福祉、助力区域现代化进程的金融担当。来源：亚洲金融合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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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单位富国基金汇聚疫线显担当
疫情“春寒”来势汹汹。为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我校校董单位富国基金党委认真贯彻党中央、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海通证券党委关于防疫工作的相关部署，积极响应中共上海市委发布的《致全市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群众投身志愿服务，在这场战斗中体现富国人的责任与担当。协力同行，坚守初心战疫情 战略与产品部党员古晓慧（党龄8年）封闭在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疫情之初，小区内多名物业及居委工作人员因确诊阳性被隔离，业主们立即筹划开展志愿服务，古晓慧得知后，第一时间加入小区党员志愿者群。 4月9日上午，她奔波在楼栋内为48户邻居分发抗原试剂检测盒；下午又担任核酸检测组组长，化身“大白”，在高温下参与志愿服务近5小时，即使汗水打湿衣衫，雾气模糊双眼，仍坚守在志愿服务第一线。当天也是核酸码上线首日，为优化小区内核酸检测流程、提高检测效率，她结束志愿服务后便立即制作《核酸检测志愿者注意事项》，并将自己的一手经验分享给其他志愿者。此外，她还挑起“社区团长”重任，细心收集小区居民的物资需求，多方寻找供货渠道，团购急缺的防疫与生活用品，仅半天时间便完成了物资的团购及分发，保障了小区居民的安全与生活。她全力服务大家，用关爱和责任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本轮疫情爆发以来，人力资源部党员黄宝菊（党龄9年）积极关注社区防疫工作的发展态势，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到，穿上防护服，成为一名防疫一线志愿者。她将工作中的干事热情与耐心细致带到了志愿服务中，协助居委积极做好各项防疫工作。 由于小区处在疫情防控重点区域，需要频繁进行楼道内消杀等工作，在小区志愿者紧缺的情况下，面对较高风险，她以“我是党员我先上”的态度，以柔肩扛起责任，以坚韧诠释担当，做好冲锋在前的“急先锋”，守护好家园，助力保障楼栋居民的安全。 富国资产管理（上海）公司党员夏瑞莹（党龄10年）所在的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某小区，由于居民较多，且近2/3 的楼栋为封控楼，小区内志愿者数量严重短缺，物资派送等工作开展难度较大。得知这一情况后，她主动请缨加入小区物资组担任志愿者，协助街道、居委完成“最后100 米”的物资配送和发放工作。 物资分发与配送流程繁琐，需要一遍遍核对数量及物品，夏瑞莹有条不紊，将这些工作落实到位，她谈起自己担任志愿者的体会时说：“上海的天气热起来了，第一次化身‘大白’在小区里为大家服务是既特殊又难忘的人生经历，感恩所有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点滴微光，可成星河，希望疫情早日退散，相约街头巷尾！”无惧风险，志愿服务显担当 客户服务部党员吴璟雯（党龄3年）在小区封闭伊始，便积极报名参加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工作。她利用每个周末及工作日的非工作时间进行志愿服务，协助社区发放物资及做好现场管理，帮助居委会的年长工作人员做好数据汇总工作；同时，随时待命，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发放、核酸检测秩序维护、物资发放以及居民配药等工作任务。 她说：“我的妈妈是楼组长，也是一名志愿者，因此我比其他居民更能了解到小区内志愿者人力不足的情况以及志愿者工作的辛苦。我作为一名党员、一位志愿者的女儿以及一位10个月龄宝宝的妈妈，更要积极投身到志愿者队伍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是以身作则为女儿树立榜样，希望女儿将来也能够像外婆和妈妈一样，把责任与担当延续下去。”虽然做“大白”很辛苦，但她一直以耐心安抚居民的疑惑和不安，用微笑和爱心传递正能量。 信息技术部党员伏建军（党龄25年）在得知所在小区招募志愿者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抗疫无小事，伏建军始终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细心协助核酸检测工作，清点每组核酸人数，帮助居民下载核酸码；协助发放小区居民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并做好后续的回收、统计测试结果上报等工作，以从严从细、一丝不苟的精神助力检测的顺利、高效开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初心本色。 一呼即应，绝不退缩。同心抗疫，静待花开。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还有许多富国志愿者正在默默付出，为守“沪”贡献力量。我们坚信，风雨过后，终将春暖花开，疫情攻坚战必将取得胜利！转载自海通证券党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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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多家银行类校董单位引金融活水助物流“流动起来”
◆聚光成炬，能驱散疫情的阴霾。在上海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我校多家银行类校董单位多措并举，通过主动对接需求、灵活创新产品，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全力保障民生物资供应，为防疫抗疫大局贡献力量。畅通物流缓压力 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的运输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一环，物流企业肩负起了物资保障的重要使命。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金融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银保监局和银行保险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为推动货运物流保通保畅提供有力有效支持。 为更好地服务物流企业，解除物流企业的后顾之忧，我校校董单位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主动出击，为物流企业抗击疫情提供金融保障与服务支撑，助力货运物流保通保畅。上海青浦地区是各大物流企业的总部所在地，疫情伊始，辖属青浦地区的工行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就成立了应急保障团队，24小时留守单位，特事特办，为区域内的物流企业处理了六十多项紧急金融需求。截至目前，工行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已累计为物流企业提供超过5亿元融资。 针对圆通、韵达、申通等物流企业的信贷资金需求，工行上海分行上下联动，开通绿色通道，加快业务审批，及时提供资金支持，保障各大物流企业在防疫保供期间的平稳运营。在上海市全域封控、企业居家办公的大环境下，克服资料提交、有效传递的困难，创新工作流程与方式，加强线上方式对接，及时为物流企业提供营运资金短缺支持，保障各物流企业因临时垫付自有资金形成的资金短缺，及时为抗疫保供提供金融支持。 我校校董单位上海银行第一时间响应号召，持续加大交通运输业金融帮扶力度，利用“商车贷”服务为长途物流卡车司机、城市配送经营者、个体工商户等特殊群体购买各类经营性用车提供资金支持，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运输行业从业人员，尤其是货车司机，制定差异化措施予以纾困，满足其紧急贷款或特殊还款需求。截至目前，上海银行已为逾4.3万名卡车司机提供相关服务，信贷支持余额近40亿元。 上海斑马来拉物流是一家数字化货运平台，上海疫情暴发以来，全城物流紧张，物流车辆日租费从5000元飙升到1万元以上，其供应链上企业资金需求也暴增。为助力斑马来拉防疫抗疫，保障物资供应顺畅，上海银行专门成立斑马来拉供应链流贷专项小组，多次调研讨论，最终确定以“担保基金”线上快贷和“上行e链”在线供应链金融平台的组合方案为斑马来拉及其供应商提供资金支持，及时解决了斑马来拉的燃眉之急。 我校校董单位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始终密切关注物流企业的金融需求，不仅与大型物流企业做好服务对接，也将目光转向了物流行业无数的小微企业，让他们“轻松上阵”，共同解决保畅保通问题。 上海志泰物流有限公司承担着本市华联超市、罗森便利店等一千余家商超，所售方便食品、饮料及日用品的冷链及常温配送任务。随着疫情逐渐严重，各家超市均出现了民众大量采购的情况，超市为不出现断供，加大了物流配送力度，从二日一配送到一日一配送，直至一日数次配送。为此该企业临时增加雇佣车辆、人员，油费也直线上升，企业需要提前垫付的资金大幅增加。正在企业发愁的时候，建行上海曹阳支行客户经理了解到该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向志泰推荐了小微快贷，立刻申请到了246万元的贷款额度并全额支用，为市民保供注入了金融动力。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冷链物流的企业，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承担了盒马鲜生、每日优鲜等众多大型电商和超市的物资运输任务，业务范围辐射至长三角乃至全国。上海疫情发生以来，企业被市商委纳入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名单。全域封控期间，运输任务加剧，企业在做好保供运输工作的同时，也面临员工工资发放、路费油耗等现金流压力。4月初，企业向我校校董单位交通银行上海静安支行提出了2500万元贷款需求。而交行上海静安支行通过前期排摸，已未雨绸缪，提前部署，在分行授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提前完成了对该公司的授信审批，确保了第一时间对接企业需求，落实相关放款资料准备。携手科创稳生产 疫情防控期间，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延长申报时间，多措并举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减缓疫情对双创载体的冲击。鼓励合作银行、保险公司、担保机构降息降费，确保2022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高于2021年同期融资成本。 疫情暴发以来，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充分发挥抗体药物研发及服务的专业特长，组织员工对核酸检测点检测工作进行援助。在获悉企业正筹措资金采购下阶段生产所需试剂耗材及员工防疫用品后，我校校董单位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主动对接，了解相应工作进展情况，通过远程视频见证，优化审批流程，加快审批速度，及时给予企业700余万元贷款资金投放，以实际行动切实保障企业防疫及稳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 上海世味零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造的AI无人智能厨房是由上海市经信委指导、企业与基层政府共建的社区“新基建”项目。疫情发生以来，企业积极配合部分街道开展隔离餐的烹饪及配送工作。为满足其建造与经营方面的资金需求，中行上海市分行与企业保持密切沟通，为其设计融资方案并全程提供专业指导，第一时间帮助企业完成7000余万元授信额度审批流程，以及首笔优惠利率专项贷款发放。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凝心聚力、精准施策，以全面、贴心、高效的金融服务，全力帮助科创企业战疫情、保生产，共同构筑抗疫“沪”城河。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为各类科创企业投放贷款总金额近10亿元。助力民生保供给 受疫情影响，市民对蔬菜、水果等日常生活物资的需求加大，在做好防疫的同时，如何保障民生供给成为全民关心的焦点。 我校校董单位上海银行积极响应，协调全行资源，加大民生供给相关企业支持力度，助力疫情期间社区居民的日常物资供应，让居民可安心居家抗疫。3月以来，通过“上行e链”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上海银行为“叮咚买菜”平台提供信贷支持累计已超17亿元，服务近700家“叮咚买菜”平台下的供应商。 上海观黎贸易和上海牧利食品两家公司主要经营冷鲜肉进口及销售，是麦德龙超市和Costco（开市客）肉制品供应商。疫情期间，两家公司积极响应政府保障民生物资供应的号召，推进落实大批量牛肉采购。3月以来，公司采购量已较平日翻番。仅4月以来一周时间，到港牛肉金额即达700万元。采购量的猛增导致企业资金出现周转难题，上海银行获悉后，在封控期间克服种种困难，不到2天时间即为两家企业成功发放中小微基金贷款超1200万元，协助企业保障疫情期间肉类供应，守护好百姓“口粮”。来源：上海银行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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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董刘晓春：乐观还是悲观？从社融数据看疫情和地缘政治对经济影响
图：Illustration Series for Quartz-How to Save the Economy by Yifan Wu对话提纲：1.一季度社融数据反映出的情况是乐观还是悲观？2.在疫情发展和复杂国际形势背景下，下一步经济政策走向如何？3.当前情况下应该货币政策刺激为主，还是以财政政策维稳与刺激为主？4.中美利差倒挂是否带来资本外流担忧？5.如何保持自己以及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信心？ 乐观还是悲观？本期对话，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分析师肖蕾邀请上海财经大学校董、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从社融数据看疫情和地缘政治对经济影响。#1一季度社融数据反映出的情况是乐观还是悲观？ 肖蕾：最近发布的央行一季度社融数据受到大家关注，关键几项——新增人民币贷款、社融规模、社融存量同比增速、M2增速等跟上月相比集体大回升，明显强于预期。这确实让大家感觉到“稳增长”力度明显增强了，政策发力也很靠前。但是数据反映的情况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我有两位朋友在数据出来后同时给我发消息表达了自己想法：一位朋友说三月份数据如此超预期，经济情况却还是如此糟糕，是不是意味着后面下行风险会更大？另一位朋友说货币M2增速和新增都大幅增长，明显超出预期，是一个很大利好，说明目前的社会经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这两位朋友一个悲观，一个乐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您觉得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刘晓春：我觉得经济分析或者趋势分析是比较难的。但是对于“现状”的分析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用线性思维或以经济正常阶段为背景来看待这些数据变化，我们要放到具体现实当中根据当下背景来分析。从这个角度讲，很难用“增长还是下降”来评价“乐观还是悲观”。 毫无疑问，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这当中有前两年疫情原因、地缘政治原因，也有我们一些改革措施出台方式的原因。前面三个月也适时开了一些有关经济的会议，包括国务院工作会议，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所以“政策前移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数据中明显体现出来了。 但是，我们目前的经济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增长阶段”“下行周期”，而是在一个动荡——包括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我国从旧到新的发展模式向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的摩擦——过程当中。 去年年底开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稳”——要出台一系列稳经济政策，也提到不能轻易出台一些对经济增长有压抑性的政策，要谨慎并各方协调出台政策。如果仅仅按这个思路走，趋势本来应该是乐观的。但是，当我们站在四月上旬这个时点，上个季度又发生了新情况——俄乌战争，以上海为中心的疫情变化（虽然前段时间也有其他地区发生过类似大规模控制疫情的措施，但都没有上海这次的影响大，因为上海对整个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影响程度是巨大的）。 由于以上原因，大家会觉得数据好像和自身观感不一样，而且似乎反差比较大——数据为什么会那么好？数据统计时点和之后发生的新情况必须要考虑。 另外，当我们面对新情况，尤其是面对较大事件，看问题时会忽视一部分现象。在疫情之下，市场和经济运行方式在改变。当然，用正常经济的角度看，这是“扭曲”的；但无论是否“扭曲”，它们仍然在产生经济数据。 比如小企业停业甚至倒闭，好多人失业；比如上海从“鸳鸯火锅”到“烂锅炖”，经济又一次按下了暂停键——实际上，这些现象背后仍然有些经济在增长。三年疫情中，我们一方面看到有些我们认为很正常的企业倒闭、经济暂停，但这个“暂停”并不是经济周期中的“需求萎缩”，而是正常需求因极端情况导致没办法释放。在此过程中，需求在转移——也就是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可能某些行业的数据反而更好。疫情下，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是“冰火两重天”。 从社融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在发力，财政存款减少了、支出在增加，社融里的专项债已经发出去了。但政府资金去到了哪里？可能没人注意，比如防疫物资、核酸测试用品、药品等。 大家可能会怀疑统计局数据有问题，但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些“不太正常的数据”？疫情过后，特殊时期“冰火两重天”中“火”的一边可能会再次消寂，因为这些是正常情况下“没有用”的东西。就像最近一些分析，美国居家电器的销售已经冷下来，因为大家都正常出门了、不再需要了。这也意味着前两年我们出口比较大的领域，这两年也许会遇到问题。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另一方面它可能也支撑了部分数据。虽然这些“增长数据”确实不值得“高兴”，但不管怎样，在数据上都会反映出来。#2实体经济的变化 肖蕾：我们可能要提醒自己的是，数据是冷的，它是没有情绪、客观存在的，反映的是“没有情绪”的经济活动。大家往往会在“经济”这两个字上放一些情绪，因为“经济”和“民生”在表述时经常是连在一起的——所谓经济好，就是民生好、大家的生活都好；经济不好就是民生差。 虽然我个人认为，不能够服务民生的经济某种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但整个经济活动产生的数据是“冷冰冰”的，不会乐观、不会悲观，也不会告诉你这件事做得对还是不对。但它反映出来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不管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在疫情防控下，商户不能开、大家不能上班、大部分经济活动停止了，但是医药和疫苗、“大白”的防护服、核酸检测的所有工具等都是超额需求——至少从资本市场的表现看，这些行业表现非常好。 可能大家心里会有“把自己的盈利建立在别人痛苦上”这种情绪。但如果我们把情绪抛开，它只是反映了一个客观现实，不管这个现实是不是正常。在“不正常”时期，经济活动会转移到别处，这种转移也会反映到数据中。同样道理，一旦经济恢复正常，也会再次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可能也是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社融数据“结构”的原因。如果把数据拆分看，比如其中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多少？国有企业增加了多少？银行日常支持中小企业经营的短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票据融资等增加了多少？也能看出潜移默化中的不同走向。 您觉得从结构分析，实体经济有什么变化吗？ 刘晓春：从这次公布的一季度和三月份数据来看，银行更多投向的还是实体经济，中小企业投向是增加的；短期流动资金投放相对较多，长期的并不理想。 从现实角度来讲，银行依然面临“资产荒”——贷款需求并不太旺盛。虽然总量增加了，但总体而言“投资需求”并不大，所以长期贷款增长并不理想，主要还是在短期流动资金，尤其是中小企业这一块。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监管要求投放的量比较大；另一方面，当缺乏大项目投资时找到一些短期流动性比较大的贷款企业，银行先把贷款放出去，至少有收益。 但同时可以看到，小银行有点吃不住了，业务发展压力更大——这个现象从2019年下半年就有了，原因是大型银行都在“下沉”中小企业。这也反映出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小银行压力更大。 加上许多和民生日常生活相关的中小企业关门停业，本身就更缺乏经营性信贷需求了。这些实际情况我们都要看到。#3下一步经济政策走向？ 肖蕾：从社融增长的具体结构来看，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了八万多亿，其中企事业单位增加七万多亿，短期贷款、票据融资等也有增加，但是幅度小的多——确实印证了您的分析。数据反映的是过去已发生的。对于未来，大家还是更想知道在国内国际复杂环境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我记得跨年时候，大家还开玩笑说2022年是“Twenty-twenty Too (two)”——2020年重新过一遍。现在看来，它似乎比2020年还可怕，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很多情况都严重超出预期：一个是没完没了的疫情，另一个是俄乌冲突——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变得像中东战争一样“长期化”。不管是哪一个，目前似乎一点确定性都看不到。 如果我们过去出口或投资拉动模式越来越难，转型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您觉得后面是否需要一些短期刺激方法？下一步该怎么办？ 刘晓春：一方面，要看全国宏观政策怎么摆布；另一方面，确实要看到上海这次疫情对全国经济包括全球经济、产业链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不能用简单的“降息、降准、放水”来解决。 实际上，现在从银行方面来讲，贷款需求是不足的。不是说不愿意贷，银行当然很愿意贷款，因为有贷款才能赚钱。问题是没有“好的贷款对象”。这次情况和五年前、十年前很不一样——那时银行也觉得找不到“好的贷款对象”，但是当时企业拼命想要贷款，民营企业在高负债状况下“融资难”、高杠杆下还想要负债。 当时的融资意愿强烈，但是银行从风险管理角度认为杠杆太高，不能再贷。这些企业就是后来那些暴雷的企业。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不排除个别企业还有贷款欲望，但需求并不强烈。 希望“降准降息”的其实更多是股市，降准、降息、放水——资产价格可以抬起来，但这和实体经济融资是两个不同的市场需求。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实体市场的需求起来，这种情况下更要强调货币政策的“精准滴灌”而不是“普降大雨”。 2020年武汉刚刚封城的时候，我提出过当经济按下“暂停键”时，给这些企业贷款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现在不能经营生产，贷款只会增加付息负担，破坏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此时更需要的可能是财政发力。比如对现在停产、停止经营的企业能不能适当补助，而不是简单地让业主免租多少个月，因为业主本身是有负债的，它是一个经营体；还有，补助是不是要直接发给个人？还是发给雇主发工资，保就业、保企业是否更好？像上海这种大城市，除了户籍人口、常住人口，还有很多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可能也需要财政先补起来。 此外比如在长三角、大湾区等地区，可否考虑以前引进外资时“两免三减半”之类的政策？对新办企业、存量企业，实行比如“两年免税，三年减半”或者“一年免税，两年减半”的政策，让市场活跃起来，让大家愿意投资；还有对于只要符合环保、合法经营，不管做什么生意，不要实行“压制”措施，让民间自己去把经济细胞先恢复起来？ 在此基础上，疫情过去，细胞活跃起来以后再“放水”，银行也找得到好的贷款去处——这也是银行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时候。 肖蕾：在当下如此特殊的情况下，也许不是讨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该以哪个为主的时候。就像切到血管正在流血时，直接输血或者喝补血汤可能不是上策，应该先贴个创可贴。 这两年的香港，至少在港府补贴力度、效率方面还是不错的。三年来已经好几次直接发消费券，最近一次奥密克戎严重时候，每人（合格人士）发了一万港币消费券，基本上任何生活物资，连奢侈品都可以使用；另一项是保就业补贴，月薪3万港元以下、申请前连续30天没有工作即可拿到；还有这三年各种公共设施补贴比如交通补贴，八达通每个月会自动补贴；对于中小企业，这些年运营成本也降低不少。除了业主知道市场不好自动减房租之外，对于一些政府支持的行业比如香港科学园、数码港，如果科技公司现在去注册，符合条件的也会收到很多优惠，甚至可以免费拿到办公室。 刘晓春：香港的做法实际就是要让社会细胞尽快恢复。国内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和香港有个很大区别，就是外来人口非常多。如果直接像香港一样发到有户口的个人，对于外来民工等可能触及不到。所以要依靠企业发工资的方式，才能补贴到所有人。 肖蕾：是的。香港也只是派钱给有永居身份证的人。 刘晓春：对。在香港只要你有工作，就算不是永居，至少有工作签证，所以依然能统计到。但上海外来人员也许是统计不到的。 另外香港租金成本下去，使得中小企业能继续维持，一旦市场恢复就有很多机会。我们能不能也对存量、新办的中小企业给予“一年免两年减半”的优惠政策？#4中国市场不再具有吸引力？ 肖蕾：大家对于国际市场、投资人也有一些担忧。国外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也是不及预期——基准预测是5%，最低是4%。世界银行相对来讲还比较中性，还有更差的预测。所以，大家开始担心国外会不会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 上个礼拜中美利差倒挂，朋友圈也刷了屏，大家包括市场好像觉得这是个大事。之所以觉得是“大事”，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中美两国10年期国债利率倒挂已经很久没遇见过，上次出现“倒挂”还是十几年前；还有一个原因是一提到“中美利差倒挂”，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资本外流”，就会立刻开始担心：钱都是跟着利息走的，哪给的利息高钱就往哪走。所以出现“倒挂”，资本肯定要从中国“流出”了，我们的市场是不是不再有吸引力了？ 但是如果我们倒退5-10年及以上，中美收益率确实大致是同向运动，很少有背离情况，就算背离也不会很久，马上会恢复稳定利差。但这一轮周期，大家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中美两国在防疫和经济政策上将来会持续走向比较大的背离、开始不一样的节奏，人民币汇率也有可能离开上升的通道。 进一步仔细分析：首先，“资本流出”这个动作跟“倒挂”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国债利率长期低于美国，也没看到其资本外流。当然大家经济结构不同，但这至少证明了两者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目前外资持有的中国国债大概不到10%，境外投资人大部分也是分布在香港等市场的中资机构，美国国债有相当部分由全球各国持有。所以对于中国国债，外流压力并不大；另外，在具体交易时，就算是抛中国国债买美债，中间也要考虑汇率波动问题——汇率成本和利差收益是不是划算？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直接投资市场。资本进入中国有投资债市、股市和直接投资这三种方式。前两种方式影响并不会很大，但是看好中国市场、对我们的政策和发展前景有信心才会进行的“直接投资”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您觉得将来我们的政策，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直接投资的信心？ 刘晓春：我们的国债市场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所以中美这两个利率的“标志性作用”首先就不一样。更何况我们的国债市场发展时间本身就不长，所以和其他方面的相关性目前还没有规律，或者大家还没有找到规律、成熟的模型还没有。因此“倒挂”产生的波动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推理——因为对方价格高了，所以资本要外流了。总体来看，中美这两个利率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更长时间去观察和总结。 关于“资本外流”问题，我们一直有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强调要坚持鼓励“走出去”，那么“走出去”是不是资本外流？这关键要看：第一，资本是怎么出去的？第二，它出去干什么？现在到了理性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目前有大量贸易项下的盈余，这个盈余是作为贸易重新输出，也就是变成进口来平衡进出口贸易？还是把贸易项下的盈余变成资本输出？ 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在输出了，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不就等于在“输出”吗？但是这种输出方式更有效还是用另外的方式输出更有效？就可能是目前要研究的问题了。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加大开放力度”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问题。 我认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国际金融市场、一个金融市场，实际上都是由四种人构成的：第一个是要“融资”的人；第二个是要“投资”的人，这里指传统意义的直接投资；第三个是要来“市场交易”的人——交易金融资产，理论上他们也是投资人；第四个就是金融机构。所以“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仅仅由金融机构组成，而应该是这四类人共同组成。 原来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更希望的是引进外资，所以希望外资机构、资金、投资人进来，但从来没想过外面的“融资人”可不可以来。 比如，那么多中资企业去香港上市。对香港来讲，就是引进了外面的“融资人”；中概股去纽约上市，对纽约来讲就是引进了许多境外“融资”人，而不是“投资”人。对于我们国内，一方面有许多境外投资人来投资，毫无疑问是引进了钱和资本；同时我们也在发展国际化投资。但为什么钱一定要拿到纽约去投资才算是“对外投资”？如果有境外企业到上海发行股票和债券，国内投资人投资这些股票和债券，也是一种对外投资。所以，在境内也是可以实现对外投资的。 可能我们对“资本外流”要重新评估和细分：什么是我们不希望有的“外流”，而不是简单从数据上看进来的资金少于出去的资金就是不应该发生的“资本外流”。因为我们有大量贸易盈余，可能在资本项下今后的趋势就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因为要取得一个平衡。 但“出去”的多，是通过外汇储备配置美国国债这种方式更好，还是多元化、多主体对外投资更好，可能还需要评估。虽然今天没有结论，但至少对“资金外流”恐惧的这个惯性思维，需要重新审视。 肖蕾：而且现在利差倒挂，中国的钱更便宜，也许可以加快发展“融资”这一功能。但不管是吸引大家来融资还是投资，疫情缓和后可能都要再增加一下信心。 刘晓春：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所谓“外资产业链转移”，甚至所谓“脱钩”。地缘政治是大国博弈，这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没什么奇怪的，也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要认真去对待，也要用平常心来看待——这是一个大前提。 因为地缘政治、疫情原因，一些国家、跨国企业会重新考虑它的产业链布局，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真正能这样考虑的也只有大国、大型跨国企业，一个小国、小企业是不可能做到所有东西都自己做的。即使是大国，依然需要一个国际产业链，因为你的资源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所以完全自我封闭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大家也看到即使在“重新布局”之下，相互间还是有关联的。 所以中国需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渡过目前特殊情况后，要继续显示出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恢复能力、效率和成本优势、市场吸引力、继续加大开放。我觉得并不需要过度担心，目前的特殊情况也不一定会使大家彻底离开中国，中国的市场、资产依然是有吸引力的。 微观层面大家有不同的竞争方式，我觉得可以交给市场。不要太过分去关注数据，要有信心，也不用太过分情绪化。转载自高金智库SAIF ThinkTank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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